丹纳指出“作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①，国内有学者也看到了文学作品与民俗事象相结合的多重价值，认为“文学作品依赖于民俗事象”“作家需要民俗事象来为作品塑造时代背景”“民俗事象给文学作品提供文化意蕴”“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典型靠民俗来塑造”等^②。的确，古今中外不少例证都可以说明，与民俗联结是文学寻找自我、开发自我、超越自我的重要路径之一。可以说，百年中国文学发展史也是百年中国文学与民俗相结合的历史，尤其是以“寻根文学”为代表的1980年代中国文學，“民俗叙事”是一项作家开展创作的集体性行动。近些年有学者敏锐地发现百年中国“乡村小说中的‘民俗’”书写流变在于其与启蒙、革命、国家等时代话语的紧密结合^③，指出“中国当代文学70年民俗书写的审美”经历了服务“国家意识形态的需要”“成为作家或知识分子创作的‘主体’”“走向式微和新的转型”，到表达乡愁、“彰显本土经验”与“表达人道主义和现实关怀”的流变过程^④。不过，在这些既有研究中，“民俗叙事”与1980年代中国文学的精神转换和构建等的关系却未尽其显。换句话说，从“五四”文学到1980年代文学的民俗书写，为何到此时突然变成了作家们进行文学创作的集体性行为？他们带有着什么样的文学设计和构想？这些构想和实践又给中国文学带来了怎样的新精神？在今天，当我们再次“回望1980年代”的时候这些问题仍然需要做出应有的解答。

一、探索新的文学精神价值

毫无疑问，1980年代是个值得不断追忆和回想的年代。在经历了“文革”以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以及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的全面贯彻执行，国家和人民开始走上了迈向现代化发展的正常轨道。在这样宏大社会背景下，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全国第四次代表大会于1979年10月30日—11月16日在北京举行，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当代文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意义。会议精神中的包容性、解放性、开放性等让作家们深刻地感觉到中国文艺从此迎来了自己的春天。邓小平的祝词中尽管还强调文艺应当书写社会主义新人，“塑造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创业者”，强调坚持“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但同时也指出“文艺的路子要越走越宽，文艺创作思想、文艺题材和表现手法要日益丰富多彩，敢于创新。要防止和克服单调刻板、机械划一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⑤。祝词最后还重点申明：“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⑥由此一个较为宽松的文学环境真正形成了，作家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和生活积累，最大程度地发挥自己的创作情感，找寻自己的文学创作领域和书写方向。要言之，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八十年代文学是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文学的社会功能，在历史变革中体现得最为适合的时代。”^⑦

于是，王蒙发言中所提倡的“要勇于进行艺术上的追求、创新和突破。……要忠于自己的创作个性，忠于自己的灵魂，抒发作家的真情实感。我们要有更大胆、更奇突奔放的艺术想象”^⑧的创新理念，引起了广泛共鸣。在一个“尊重文学艺术生产的特殊规律性，尊重每个作家、艺术家个人的创造性的劳动，尊重其创作个性和风格”^⑨的新时代里，加之1980年代中期“文化寻根热”的涌起，中国文学将去往何处？许多作家都在跃跃欲试，他们既“恢复”了“获得了禁令的解除”的此前诸如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等文学传统，也修补了“西方启蒙主义文学之课”和“欧美现代主义文学之课”^⑩。在创新、“恢复”、修补的过程当中，乡土民俗成为作家重构当代中国文学精神的重要题材，更是此时作家探索和开辟中国文学新精神的必修课程，而那也恰恰是作家们所熟悉和乐意表现的生活。1980年代初古华之所以能创作出著名的被誉为“为我们唱出了一首严峻的乡村牧歌”的《芙蓉镇》，即是因为作品中“所写的社会风俗、世态民情、人物故事，是我从小就熟悉，成年之后就开始构思设想的”。当然，“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也使得作者“茅塞顿开”，令作者有了“一个认识论的高度”和“重新认识、剖析自己所熟悉的湘南乡镇生活的勇气和胆魄”。也就是说，在综合了社会转型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与文学构建的设想以及结合自身优势之后，从1980年代初起当代中国作家更愿意在散落在民众中间的风俗文化当中来挖掘和建构自己的文学世界，参与当代中国文学新精神和价值的探索与实践。

尤其是到1980年代中期，在世界“文化寻根热”刺激和马尔克斯“马孔多小镇”故事的启示下，以寻根作家为中心，他们在探索与回答在“第四次文代会”就已经号召的“加强同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发展同各国作家艺术家的友好往来，增进同世界人民的了解和友谊，团结各国人民为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保卫世界和平而斗争”的决议时，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深入异域民俗文化中，通过异域民俗文化的书写来表达对民族文化的自信，以期平等地同世界文化互相连接和对话，参与到世界文化的交互中。当然，这是由于“寻根文学”的倡导者，他们首先预测了异域民俗文化的优势。韩少功在《文学的“根”》中毫无保留地表达了这样的意义，指定文学的“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根不深，则叶难茂”，认为“乡土是城市的过去，是民族历史的博物馆”，而贾平凹、李杭育、乌热尔图等青年作家的民俗书写，是“对民族的重新认识”和“审美意识中潜在历史因素的苏醒”以及人们“追求和把握人世无限感和永恒感的对象化表现”。由此，以“寻根文学”为代表，1980年代中国文学的新精神被构建了起来。这种新精神就是：回到乡土民俗中去发现生活的本质、生活的美和生活的多样化，以及生命的意义、人性的善恶乃至甄别民族文化的优劣，并反思我们的民族文化，既向世界展现当代中国文学新的精神状貌，也向人们传输当代中国文学新的启蒙精神和开放的姿态。

1980年代作家并非简单粗暴地接续现代以来中国文学民俗书写中用人性的眼光去注视异域民俗文化，而是用世界文化的眼光去挖掘和审视。尽管寻根作家一再表明他们是为了接续被“断裂”的“五四”文学传统，学界也普遍认为1980年代中国文学纷纷走向民俗描写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人们希望借助文学来加以弥补，来接续起遭到破坏甚至有断裂危险的民族文化传统”，但是事实上在民俗叙事上“寻根文学”的境界显得更为深刻，视野也更为宽广。在现代文学尤其是以京派作家沈从文为代表那里，其乡土书写所要建筑的是供奉着“人性”的“希腊小庙”，所要表现的是“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这是一种自由主义的个性化的写作方式。但1980年代作家的“民俗叙事”是在从世界到民族都在追求一种文化全球视野的宏大背景之下生发的，那么这两者之间就有着显在的不同和目的，它同时具备民族性、人民性和世界性的特征。

“寻根文学”的“民俗叙事”不单单是“力图以文化为介质使作品获得永恒的魅力”和“通过文学对现实有些助益”的文学与现实的双重超越性，其终极目标实际上是为了对人们的民族文化信心进行启蒙，建构一个新的民族文化共同体和换取新的民族文化认同，最终完成自我民族文化认同感的建构。在这个意义上，包括“寻根文学”在内的1980年代文学的“民俗叙事”都存在着这样的意图，它是超越了民族性而具有世界性特质的。因此，我们也可以说“民俗叙事”使得1980年代中国文学又蕴含着新的民族主义精神，以及坚决不懈的“寻根”精神。正如安东尼·史密斯所说的那样，民族主义包含了“民族自治、民族统一和民族认同”三个基本目标，“民族的生存离不开三者的充分发展”。反观1980年代文化寻根热，其背后的深层逻辑即是文化全球化，而各个国家和民族要参与文化全球化过程的前提，首先是要夯实自己本民族坚实的文化内容、品质和基础，否则将很容易被其他文化所取代抑或同质化，最终失去的将是本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的文化话语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