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宗岱（1903—1983），广西百色人，我国著名诗人、翻译家、学者、象征主义诗学代表，精通法语、英语和德语，20世纪二三十年代辗转欧洲多国求学。在法国期间，结识法国象征主义诗圣保罗·瓦莱里和文学大师罗曼·罗兰。他将中国古典诗词翻译成法文，介绍给法国读者，深得两位大师赏识。他还翻译了莎士比亚十四行诗，译著被认为是该作品在我国的最佳译本；同时，也有德国大文豪歌德《浮士德》等译著存世。他还出版了诗集《晚祷》和诗词集《芦笛风》，著有诗论著作《诗与真》《诗与真二集》，为象征主义诗论中国化作出了杰出贡献。

《水仙辞》是保罗·瓦莱里青年时代的诗作，也是梁宗岱翻译的外国作品处女作和成名作。本文以这部诗作汉译为例，以“误读”为切入点，运用译介学理论，研究梁宗岱译诗如何通过“误读”，进行“创造性叛逆”，再创造出经典译诗，以及其译介学意义。

误读，译介学研究的“富矿”

自从20世纪末著名学者谢天振的专著《译介学》出版后，译介学这个比较文学的分支便作为独立学科存在。译介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翻译学研究，它并不理会语言层面转换的对错，“它关心的是翻译（主要是文学翻译）作为人类一种跨文化交流的实践活动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和意义”^①。因而，两种语言转换过程中的信息失落、变形、增添、扩伸等问题在译入语所造成的结果及其对本土文学的影响，才是译介学研究的对象^②。简单地说，翻译学主要关注翻译过程，注重两种语言转换时信息的传达是否准确、在译入语中文字表达是否得当等相关的翻译技巧和理论，而译介学研究翻译的结果及由此产生的对译入语文化的影响。

误读是阅读者由于自身文化的影响，在阅读文本时，有意或无意、自觉或不自觉地按自己的文化观念、思维方式去理解，致使其解读高于或不及原著，甚至错误。在作为跨文化交际的翻译中，误读会引起误译。误读不可避免，其结果会导致源语信息在译入语中难免有所损失，有所增减，发生变形，还会出现意象失位。发生这些情况会怎么样呢？这正是译介学所要研究的。所以，误读为译介学提供了丰富的研究内容，可以说，误读是译介学研究的“富矿”。

在中外翻译史上，有大量因误读而影响译入语文化的例子。先从小事说起。澳门新八景“恋爱巷”的名字原先在葡萄牙文里是“苦难”的意思，由于翻译时误读，才得出一个意义相反却充满情调的名字“恋爱巷”^③。这条小街道也因此成了中外游客的打卡地。再来看经典的误译。唐朝禅诗“寒山诗”原本在中国默默无闻，文学史上更无地位，20世纪五六十年代陆续被翻译成英文，尽管译文质量不值一提，却正好遇上美国劲吹学禅之风而大受读者喜爱，并成为美国“垮掉的一代”青年人的精神食粮。一个衣衫褴褛、站在高山上迎风大笑的狂士，成了嬉皮士们心中的偶像。后来，寒山热虽然过去，寒山诗却在美国翻译文学史上留痕^④。而庞德所译的唐诗，也是因误读误译之后流行的典型案例。还有更极端的。20世纪30年代末，日本翻译出版了一部名为《死亡》的法国小说，日译本质量极差，“几乎找不出原作的影子”，但是这本译著却成为畅销书，后来又有人翻译出版了质量可靠的译本，新译本反而问津者寥寥^⑤。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均与社会环境、政治气候和民众认知相关。要想知道这些“误读”为何受到译入语读者欢迎，又如何影响译入语文化，译介学是研究的最理想工具。

误读、创造性叛逆，《水仙辞》汉译的主色调

上述误读案例中，给译入语文化带来影响的外国作品，其译者都是语言功夫不到家，甚至不达标，因而他们译作中的误读和误译见怪不怪。梁宗岱精通法语、英语、德语等，其语言水平一流，备受瓦莱里、罗曼·罗兰等大师的称赞。但是，他的译诗中，仅以《水仙辞》（1927年译，1928年译就，1931年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为例，仍然可以发现误读和误译。这里想说明，在翻译中，误读和误译是紧密相连的，误读会导致误译，误译来源于误读。我们不妨来看一看他的这部译诗中的两句：

Un grand calme m‘écoute，où j’écoute l’espoir.

无边的静倾听着我，我向希望倾听。^⑥

由于关系代词où被忽略，故出现了误译。原文意思似应为：无边的寂静倾听我，我在寂静中倾听希望^⑦。

Et toi，verse à la lune，humble flûte isolée，une diversité de nos larmes d’argent.

和你，寂寞的蕭，请将缤纷的银泪洒向晕青的皓月脉脉地低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