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明斌还在念小学时，就在附近的河沟边见过大熊猫。

大熊猫是来喝水的。“你吆喝它，它就瞟你一眼，继续喝，一般都不走。”高明斌的印象里，大熊猫不那么怕人。有一次，一只大熊猫喝饱了水，四脚朝天躺在河岸边睡觉。高明斌和几个村民围在路边看，它也只是把眼珠子转一圈，回看这群人类。看了一会儿，大熊猫翻身起来，“懒塌塌”地走了。

中国的动物园里不缺大熊猫，可没人知道大熊猫从哪来。

这里是四川省绵阳市平武县，一个名叫关坝村的小村庄。大熊猫出没的河沟属于火溪河，它由北向南流下，把关坝村分割开来，一边是村民的住宅，一边是陡峭的山地和森林。栖息于这片土地的人类、大熊猫，以及其他生物，共享森林与河流的资源。

平武县内栖息着全球超1/6的野生大熊猫，被称为“天下大熊猫第一县”。关坝村恰好处于多个保护区的中间地带，森林覆盖率超90%，是大熊猫等珍稀野生动物的重要迁徙通道。根据全国第四次大熊猫调查分析，在关坝村的生产生活区域内，大熊猫种群属于中密度分布，预估沟内熊猫数量在4—7只。

因为国宝自带的瞩目属性，一个重要的课题在这里落地—生态保护。这个看似遥远却又迫在眉睫的事情，从1990年代开始，渗入关坝村的生活。

在此之前，他们的生产工具主要是斧头，而生活资料则是森林里的野生药材与猎物。随着外来者的视线愈来愈多，当地的矛盾和冲突开始出现。

2021年，大熊猫国家公园设立后，约2.2万平方公里、地跨川陕甘三地的辽阔区域内，更多的社区与村落面对着同一个难题。

生态保护工作的公益性，如何与村民的生计与发展共处？在可持续的保护与眼前的利益之间，一个村庄如何抉择？关坝村给出了一份答题思路。

可能性

来到关坝村，你会发现很多不一样的“线索”。

村口的广播会突然响起：“您已进入林区，请注意森林防火。”路边随处可见风车路灯、太阳能板。如果不是在汛期，还能看到几个红外相机，静静地趴在河沟边的石头洞穴里。

线索都指向同一个谜底：生态保护。这个词听起来有点“空”，却能概括关坝村过去近15年的发展过程。村副书记孟吉告诉南风窗记者：“保护是关坝的根。”

每年森林防火季，村子限制外人进入，要安排村民每天值守栏杆。到夏季为了防止外人在河里捕鱼，每晚都有村民在河边巡逻两个小时。

担任保护小区副理事长的高明斌，对这些工作格外上心。碰到有人装样子，一小时就结束了巡逻，他都得去问一问：“你在哪里巡啥呢？”

生态保护并非一开始就在关坝扎根。20世纪90年代，平武县正处于大规模木材采伐的阶段，县域财政收入的70%左右来源于采伐，是典型的“木头财政”。村民的生计同样有赖于大山，放牧、打猎、采药，都是关坝村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

人类对资源的过度利用，威胁着野生动物的生存。《平武故事：与熊猫为邻》中提到：在社区集体林分布的大熊猫栖息地占栖息地总量的40%左右，其周边社区一般都是偏远山区和经济不发达地区，居民收入主要来源为林下采集、放牧、种植业等，因而带来的对大熊猫栖息地的干扰最为持久和突出。

受到威胁的不只是大熊猫。关坝村的河里有当地特色的冷水鱼“石巴子”“雅鱼”，森林里还生活着川金丝猴、羚牛、斑羚、黑熊、红腹锦鸡……

高明斌过去也参与打猎。农村打鹿用的是“火枪”，他胆子小，只会跟着猎人一起跑，把打中的动物搬下山去。除了枪，很多人也会用筷子粗细的钢丝绳做成猎套，放在羚牛、斑羚会经过的山路上。

“当时羚牛一头能卖几千甚至一万块钱。”高明斌说。村副书记孟吉也告诉南风窗记者，河里的“石巴子”同样值钱，有时一斤就能卖1000元左右。

等到2009年，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的项目负责人冯杰来到关坝村时，不论是河里的鱼，还是山里的野生动物，几乎都不容易看到了。

生态保护与村民生计之间的矛盾很明显。即使《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等已经实施，非法盗猎、盗伐等仍时有发生。“天麻、重楼这些比较有价值的药材，基本上都被挖了。捕鱼是用毒或者电，所以当时沟里根本就没有鱼，连蝌蚪都很少。还有放牧，那时候有500多头羊，100多头牛，牛羊會啃食植被，过度放牧对水和环境都有影响。”冯杰说。

冯杰就是为生态保护而来的。最初，不少人觉得他是“搞传销的”，或者至少另有所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