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总觉得有很大的潜力没有挖出来。”1980年，在硅谷与波士顿128号公路兜了一大圈的核物理学家陈春先，在数百人的报告厅中说道。

那年，波士顿大学教授可以拥有一家超导磁体公司，以20多人的小规模，制造出美国航天局所需要的设备；斯坦福大学可以把校园土地划分出来，供师生创业，在硅谷的车库里，孕育出惠普和苹果。

技术扩散，是美国核聚变实验效率高、周期短的原因所在，陈春先想，那中国呢？

他说，中国也要有自己的硅谷。

北京西北角、聚集了多所一流高校与研究院的中关村，被盯上了。陈春先要在中关村、在这个没有公司体制的年代里，办一个“公司”。

1980年12月，陈春先折腾两个月后，才等来了中国科协的审批文件与几位志同道合的研究员。几辆自行车停在中国科学院物理所门前，凑齐14个研究人员，中国第一个民营科技实体—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至此成立。

4年后，在中国科学院计算所南门的传达室里，40岁的柳传志下海，15平米，造出联想。当时谁也没想到，曾靠着做IBM销售代理生意的联想能够在20年后的2004年，收购IBM的PC业务。

时针再往后拨20年，无数创业风口都在中关村来来往往，从O2O、大数据、移动互联网，到VR、AI、区块链、无人驾驶，再到如今的元宇宙、Web……

2024年，起步于中关村内北大资源宾馆的百度，已经把萝卜快跑无人车刷新至第六代，并在武汉实现7×24小时全天候运营；曾“蜗居”在中关村银谷大厦807室的雷军，已经在北京亦庄落成了小米第一座关键工艺百分百自动化生产的汽车工厂……

比起描述中关村为大企业的驻扎地，倒不如说它更像一个始发站，无数不服输、敢探索的创业者从这里出发了。

创业有罪？

中关村本就有锚点。1983年，这个不大的地块已经有力学、物理学、计算机等不同领域的138所研究所，背靠海淀区内诸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50所高校，来来往往有8万科技人员，出过“两弹一星”的科技成果。

要把创新与创业锚定下来，问题在于，流动与扩散。

彼时，中国刚刚从大起大落的运动中回过神来，才迈出了首先“关心面包”的第一步。与此相对应的是，许多技术成果还锁在研究所门内，但王洪德想让返城却难就业的知青孩子“吃饱”。

1982年，王洪德决定破釜沉舟。他要离开中国科学院这个塔尖，做第一个辞去国家公职、下海经商的科技人员。经商地点，也是中关村。

做第一人，需要更多勇气。这年，宏观经济紧缩，被推定为“经济犯罪”的“八大王”在南方逃亡，民营组织被视为与国营组织抢“原料”的、扰动秩序的因素。支持知青社从事技术服务、赚取收入的王洪德，被列入经济问题审查名单。曾在演讲中大声呼喊要做“中国硅谷”的陈春先，也不得不证明自己不是“科技二道贩子”，没有扰乱科研秩序。

不做科学家，做生意、去创业，这可能吗？

契机也在于，领导层内，邓小平挑着改革开放的大梁，他支持了宝钢的建设，在十二大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改革开放的风潮下，王洪德至此得以写下辞职报告的这段：“首先我要求保留计算所的职务，允许把我借调到海淀区联社工作；借调不行，希望能被聘请；聘请不行，希望把我调离计算所；调走不批，我就辞职；如果领导对我辞职都不准，我就只有被开除而离开计算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