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声已经75岁了，对他来说，接受采访是一件比写作困难得多的事。

受访时，为了保持基本的仪态和礼貌，他必须强迫自己集中注意力。对于如今的他而言，这成了需要额外付出精力和体力的事。因为长期伏案，他的颈椎与脑供血都出了点毛病。

“你不要介意”—梁晓声用温和的语气告诉我，他很不喜欢被采访，面对一个陌生人，说一些“可有可无的话”，要“特别地不允许自己走神儿”；各式各样的大型讲座或活动，台下乌泱泱的听众，或许“没有几个人是真正读书的”。

这些都让他心力交瘁。

我们的采访结束后，梁晓声又果断委托出版社帮他拒绝了几场活动邀请。“我是一定不会去的！”他重重叹口气，显出些无奈和委屈。

有时候，我很感谢坐在他身边安静聆听的皮皮。皮皮是一只5岁的泰迪，它多少调和了偶尔紧绷和阻滞的气氛。采访开始前，梁晓声搬来一张竹藤椅挨着自己，那是皮皮的专座，凉快。梁晓声冲皮皮喊：“上来开会！”皮皮犹豫了一会儿，跳上了竹椅，一面继续吐着舌头散热，一面缓缓向靠近梁晓声的方向匍匐下来。

因为一写作常常就是几个小时，梁晓声无法陪伴皮皮，正值壮年的小狗只好跟自己玩，难免孤独。一旦来人，它又难免兴奋。敲开梁晓声家门的时候，皮皮就先人一步迎出来，用摇尾巴和舔舐欢迎来客。它的好客给寂静的家添了点夏日热情。

7月初的北京，梁晓声在家里不开空调—倒也不热，阳台上偶尔徐徐有风。可同他聊天，风吹不散紧绷感。

梁晓声的直言与坦率，会让初次见面的来访者被迫卸下伪装。讲到后头，他抽起烟来，写作时也抽烟，“注意力难以集中是因为身体的毛病，抽烟又对身体不好”，成了一个令人发愁的闭环。

2021年，梁晓声那部曾获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人世间》，被改编为电视剧，并势如破竹地冲上2022年收视率第一，创下CCTV-1三年来新高。

彼时73岁的梁晓声，借此被更多年轻人看见。人们发现，他笔下那个遥远的时代，竟持续散发着鲜活热忱的气息。梁晓声的笔与他的眼一样，总愿意带着温暖与善意进入人间，于微处提炼真实复杂的人性，在席卷个体的时代罅隙里，也闪烁着人道主义的光辉。

在近期出版的小說集《孤独的清醒者》里，梁晓声继续书写“人世间”。十个中短篇，聚焦家庭与官场，欲望与良知，心灵与精神的困境，命运的荒诞和偶然。没有嬉笑怒骂，平实朴素的语言编织着一个七旬老人于微处管窥到的真实世情。

写作近半个世纪，梁晓声没有请过助理或帮手。人到晚年，生活要做减法，留下那些真正重要的事。如今，他住在北京偏安一隅的旧居，一人一狗，白日清闲。每日写作至少8小时，以纸为棋，日拱一卒。他喜静，养兰花，用各种方法保持头脑的清醒和稳定。

某种程度而言，生活的稳定性组成了人生的稳定性，正如他用笔墨不厌其烦拭亮的人间的道义与担当，心灵的韧性与热情。

“该写”

梁晓声住在北京昌平区一老式小区，楼梯房，最近的地铁在两三公里外。他的书房既用于写作，也作临时会客室。一面墙的正中央挂着列夫·托尔斯泰的油画像，另一面挂着三张风景画。其中一张油画是市场上花250元买的，其余两张是从曾经的挂历里裁剪出来的。日子过期后，梁晓声觉得挂历里的图画怪好看的，不想浪费，遂摘下，裱起来。

书桌上放着一块A4纸横宽的木砚，用来垫高书写的纸板。写作50余年，他仍然坚持手写，《人世间》115万字，全文钢笔手写。如今，他每天最少伏案8小时，写10页稿纸，3000字左右。随着年龄增加，他越来越容易眼花，戴着眼镜也会把字写得很大，于是格子纸也用不了了，就在白纸上写。

最近，他在写一个剧本，从1940年代末的东北写起。不是约稿，梁晓声自己想写，他就是觉得，有些东西，“该写”。他不写，谁来写呢？

稿纸左侧有两只相框，分别是梁晓声已逝的母亲和胞弟。右侧则躺着一红一蓝两支笔。蓝色写初稿，红色作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