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论革命》一书中，汉娜·阿伦特写道：“革命是唯一让我们直接地、不可避免地面对开端问题的政治事件。”它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政治动荡，因为后者所制造的变动“没有打断被现代称为历史的那个进程，它根本就不是一个新开端的起点，倒像是退回到历史循环的另一个阶段，描述了一个取决于人类事务本性，因而本身一成不变的进程。”

阿伦特所界定的革命，很大程度上依循了法国大革命的范式：始于第三等级的政治觉醒，蹚过“革命恐怖”的血腥，终结于一场政变。其间浮现出《人权宣言》的晖光，这束光涌动在我们现代世界的地平线上，构成其基础与背景，但这晖光也因雅各宾派的崛起，因那断头台寒光下的枉死者们而黯淡。因此，当转向1688年英国的“光荣革命”时，熟悉法国大革命范式的我们便会发现，这一事件似乎很难与富于戏剧性的法国大革命等量其观。

但不论是在当时，抑或是在嗣后的历史叙述中，1688年后发生在英伦三岛的一系列政治事件，都被冠以“革命”之名。围绕着这一场“革命”，诸多迷思被生产出来。不少论者认为其乃是一场平和的革命，是各阶级、各教派间妥协的结果，而这种妥协所体现的英国精神，让“光荣革命”发挥出疫苗的功效，因为它，这场保守性的革命，英国才得以在18、19世纪之交大革命席卷欧陆时维持自身的稳定，其在光荣革命后稳步建立起的议会政治体制，如同锚一般，在革命风暴冲击下，仍能把英伦三岛上因阶级与宗派纷争而破碎、分裂的民意紧紧系住。

事实果真如此吗？在《革命：王朝的危机与变革，1685—1720》（以下简称《革命》）一书中，英国历史学家蒂姆·哈里斯描绘了一幅比上述主流叙事更细致的图景。尽管在《斯图亚特王朝三部曲》的序列中，《革命》排在第二，但正是写作此书的意念促使蒂姆·哈里斯走向对斯图亚特王朝的完整研究。《革命》的姊妹篇《复辟：查理二世和他的王国，1660—1685》（以下简称《复辟》）为《革命》的故事钩出一个如浮雕般具体的时代背景。虽然作者单独构思了这两部书，但将它们的叙事扣合在一起，我们不难发现其中那些互相照应的部分。这并非作者有意的设计，历史著作毕竟不是虚构作品，但历史学家可以借助结构的安排与材料的调度，谱写出历史行进过程中如赋格般展开的反讽。

1660年查理二世夺回王位时，其反讽之处就在于，若干年前仍服膺英格兰共和国护国主克伦威尔统治的臣民，如今却为旧秩序的恢复欢欣鼓舞，甚至将克伦威尔的遗骨掘出，以弑君的罪名枭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