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这件事发生前，有人说，我只是一位教授艺术史的老师，并不能算做画家。这的确是事实。我知道，我只是一名普通的大学教师，虽然私下里我也喜欢描上那么几笔。事实上，除了教学，我一直在偷偷作画，且乐此不疲。我陶醉于这种隐秘的激情中。像是为了掩人耳目，我也常常避开众人，独自享受这种心中藏着秘密的窃喜。它像春日寂寥的暖阳，照耀着我那些落寞的日子。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没人知道我在城郊有一个隐秘的工作室。闲暇时我总是兴致勃勃奔向那神秘之地。起初，我骑自行车去；后来有了小汽车，我会开着车去。在那里，我沉浸在那些色彩和线条杂乱的交错中。工作室的时光，顿时变成了童年的万花筒，稍一转动便变幻出一个个崭新的世界。没错！我喜欢鼓捣那些画笔，享受那些迷乱色彩带来的刺激。
我小心呵护着这样的日子。直到有一天，由于我自己的莽撞，才暴露了这个特别的秘密。
如果不是法国寄来的邀请函证实了我的参赛绘画作品获奖，我是不会让人知道我这些秘密的。真的，我完全没有料到，投出去的那幅水粉画，居然夺得了冠军。在巴黎，它被评为全球（巴黎）水粉画世纪大展的金奖。据说这是亚洲人近年来所获之最好奖项。意外来得太突然。我不相信，同事们亦深感惊诧。他们当然不知道，我几乎用了一生沉默而刻苦的业余时光，才泅渡抵达这般的彼岸。
媒体像猎犬一样蜂拥而来。而在大学里，我的同行还有学生，一个个瞠目结舌。我没有告诉任何人，这段时间，我还在做另一件事。我求助于长辈的关系，在北京的国家美术馆策划了一个我的个人作品展，画展囊括了我多年的创作心血。我替它取了一个名字：“从青到轻——胡卓然水粉画展”。
没错，我叫胡卓然。你们看到这个名字，当然知道这是一位新人。不错，在美术创作领域我是一个新人。可若以年纪论，我就要退休了。正如前述，我在南方一所三流大学教西方艺术史，是一名老教师呢。
法国的来函与北京的画展，在时间上产生了冲突。法国人催得急，北京的展览时间因之而调整了好几次。即使如此，我还是因生病错过了开幕的时间。媒体发现画家不在现场，炸开了锅。有性子急的想订机票立即飞来南方。我在电话里阻止了他们。现在信息传播发达，网上采访足矣。不少媒体认同了这一提议。展览的现场启动了远程采访，互动活动长达一个小时，成为开幕式的一部分。这新颖的方式竟因此大获好评。不过即使如此，幾天后居然仍有媒体来到南方找我。我的印象是，那日早晨我刚醒来，惊奇地发现北京华夏美术报的一胖一瘦两位女记者站在我家的门前。
这真是一生中的尴尬时光。那天，我将洗脸和刷牙的顺序做反了。后来，穿着便服，趿着人字拖接受了两位女记者的采访。她们很贴心，用标准的京腔问了许多。记得其中一位瘦削而高挑的年轻女记者，用圆润的京腔问我，我们昨天去了大学，获悉您快退休了？我回答说是的。她又说，我想问作为一位即将退休的艺术史老师，您在专业之外，竟然颇为意外地荣获国际绘画这样的创作大奖，且还在京城举办了平生第一次的专业画展——您不觉得，有必要向我们的读者解释一下，这种奇迹是怎样发生的吗？
她的问话，把我说愣住了。的确，授课是我的职业，而绘画不过是私下的爱好。可是，作为深谙艺术史各种桥段的授课者，我当然知道这也算不得什么奇怪的问题。对这样的提问，我只淡淡地回了一句老生常谈给她：您可曾听过一句古语，叫“有志者，事竟成”？
那瘦高的女记者就嘟哝着说，您不觉得，一切暗流涌动的精彩故事，都被您这么一句轻描淡写的古语尽情遮蔽了？
我心存芥蒂，就冷淡地对她说，您不会感兴趣的。因为，我就要退休了。而且就在刚才，您似乎更为关切我即将到来的退休。
她似乎有了些悔意与不安。这时候，另一位丰满的中年女记者柔声问，您真的要退休了吗？真看不出来哦，您这么显年轻的。
她胸脯丰腴厚实，声音却出奇地尖细好听，宛如少女。天籁般的声音里面，竟流淌着沁人肺腑的善解人意。我朝她投去惊诧而慰藉的目光，然后才抗拒般地说，不聊绘画是否会更好些？她轻柔地笑了，问，不聊绘画，我们聊些什么呢？我突然想跟她聊一聊退休。我是个固执的人。我对她说，知道吗，事实上现今大学的人事管理制度已经很先进了。学校教工的退休时间早被万能的电脑精准锁定。不早不晚，会在确定好了的那一日让你如期退出教席。而目前，正如你所料，我正在朝此方向狂奔。我听见生命的时钟在催我下课了。钟声停摆，我的名字将自动载入另册。那是一份专属退休人员的光荣名册。我的职业生涯，就同时降下帷幕。
她们哈哈大笑，说老师您真幽默。
我对她们说，这叫铁打的校园，流水的老师。
她们扑哧笑着，又乐呵呵地问了些别的问题。例如我是如何在教学之外暗度陈仓的？一个人做点隐秘的事情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着隐秘的事情而不被人发现。她们高唱赞歌，说隐秘而出人意表的巨大成果，让你活出了光彩。她们感慨于我的同事在一片茫然的同时皆深感惊奇。
我告诉她们，我的父亲是这座城市另一所知名大学的哲学教授。当初我到艺术学院教书，父亲说做老师有两种途径：一种是“述而不作”，如孔子所言，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另一种呢，是“作而不述”。那会儿我年轻气盛，问父亲“作而不述”作何讲？父亲沉吟道，你太懒惰了，若不肯捉刀弄文，就只能“述而不作”了。单薄的手艺只会损害自己的前程。不要误人子弟就好。当时我认为，会耍嘴皮子，这不正是教师的主要职能吗？然而，多年的职业经历却告诉我，唯有写论文出专著方能骄傲地驰骋于大学的通衢大道。
那年轻的瘦高女记者有点蒙，问道，此话怎讲？
我傲慢地回答说，你不觉得，如今的大学，像我们这样一些人早已沦为文化产业的计件民工了吗？若疏于或者蔑视生产论文，就必然在评定职称和享受各种待遇等诸多方面遭受重创。这先天的缺失仿佛印证了父亲英明的判断。父亲早有洞察，他预见了我落魄的一生。
她们似乎颇有触动。然后却替我感叹，终于不至落魄了。现在的您，印证了英国诗人拜伦流传数百年的话，一夜醒来名满天下。
我却摇了摇头说，这个世界哪有名满天下之说？不过各领风骚三五天罢了。
那位叫小温的年轻女记者一定是个心直口快的人。她说，老师您真有意思！虽然喜欢开玩笑，说出的却是一个真理——挨过漫漫长夜的人，总能等来光明。
我想说，那算什么光明呢？对我而言，所谓光明，不是一直存在的吗？当我奔向我郊外的工作室时，当我拿起画笔的时候，我的心宇里面常常满是光明和欢喜呢。
我孤傲地对她说，本质上我是一个不务正业的人。
二
应她们的要求，我向她们讲述了我青少年时代的故事。这或许也算是采访艺术家的套路。在这世上，我们被套路是正常的。
我要说，在这个世上有些人生来安宁又顺遂。而有的人（譬如我），却经历了各种不同的不确定性。
我的早年活在一个苍白贫瘠的年代。半个多世纪前，我必须说那年我才十七岁。中学毕业后我成了全国最后一批知识青年，春节后我背着简单的换洗衣裳和一只新脸盆，到农村的知青点落户。知青点离本城不是很远，乘车三个多小时就能到。
我是知青点里年纪最小的一个，瘦弱安静。当时正是春季。遇上了繁忙的春耕春种时节，每天天没亮就要起床下田耙土放水。然后是拔秧插秧。我曾挑着沉甸甸的大粪，摇摇晃晃走在狭窄的田埂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