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在绝大多数文化中都是一个褒义词，他必须要拥有某些过人的品质和能力，才能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做出一些令人钦佩甚至可歌可泣的举动来。不过，英国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1795-1881）曾经提出过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我们每个人为什么不可以都成为英雄呢？（《论历史上的英雄、英雄崇拜和英雄业绩》，周祖达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

一个常见的回答是，我没有机会；而另一个回答则略显幽暗，那就是我们总在等待别人成为英雄。英雄的悲壮恰恰在于，在危难中大家需要英雄，自己却不愿意充当英雄。完美的英雄总是一个“别人”。因此可以说，英雄某种程度上是“殉道者”或者“牺牲品”，是一个人间的、用后即弃的“救世主”。

德国剧作家布莱希特将这种关于英雄的悖论心理推向极致，安置在伽利略的故事中：一六三三年六月二十二日，伽利略在宗教裁判所写下了一份自白书，公开放弃日心说。在监狱里熬过了二十多天之后，伽利略被释放，得以和学生重逢。伽利略的得意门生安德烈亚坚信，自己的老師绝不会放弃真理向权势屈服。然而，当听到街上有人高声宣读伽利略的自白书时，安德烈亚极度失望地说：“没有英雄的国家多么不幸啊！”面对安德烈亚，伽利略吐出了一句话：“不。需要英雄的国家是不幸的！”（布莱希特《伽利略传》，丁扬忠译，河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德语原文为：“Unglücklich das Land， das Helden nötig hat！”）

这部戏剧写于一九三八年布莱希特流亡丹麦期间，一九四三年首次在苏黎世公演。为了避免误解，布莱希特此后还特意写了一份《伽利略传》注释，强调了几个观点：这部作品的英雄不是伽利略，而是人民；《伽利略传》不是一部悲剧，它的主旨也并非抨击教会。

在《伽利略传》的第十四幕中，多年之后安德烈亚再度见到了被“囚禁”在佛罗伦萨附近的伽利略。此时，伽利略已垂垂老矣。安德烈亚问老师，当年为何会放弃自己的学说。伽利略回答说：“因为我害怕肉体上的痛苦。”一个凡夫俗子的形象跃然而出。英雄绝非超人，在挺身而出的那一刻之前就是普通人，甚至是极为平庸的。戏剧结尾处，安德烈亚带着伽利略《关于力学和自由落体定律两门新科学的对话》的书稿离开了意大利……

理解英雄，成为英雄，不过最终需要超越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