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户农学与中国古农书
作者 周朝晖
发表于 2024年8月

历史转型期的日本农业

四百多年前,与东亚大陆隔海相望的日本列岛迎来了历史性转型期—在历经延绵百年的战国乱世后,终于出现了统一的局面。公元一六○三年,在战国烽火中崛起的德川家康被京都朝廷任命为“征夷大将军”。与此同时,德川家康在江户城设立幕府作为统治日本的行政中枢。这标志着长久以来以武力为基础的军阀争霸割据局面向幕藩体制成功过渡,从黩武向文治转型,日本历史进入持续了近三百年的和平稳定发展阶段,是为江户时代(1603-1867)。

江户时代,又称德川幕府时代,以历史时期的划分来说,是为日本封建社会的后期,也被称为日本的近世。

地缘上,日本与中国一衣带水,自成乾坤又往来近便。日本在很早的时候就开始与中国往来,并积极摄取其先进的文化制度与技术文明。从七世纪到九世纪,日本积极与隋唐开展邦交,频繁向中国派出使团,掀起了历史上第一波全面学习中国文化的热潮。奈良、平安时期的日本学习唐朝的政治、经济制度,国家实行律令制,天皇是国家权力中心;经济上实行班田制,土地掌握在国家手里。平安后期开始皇权失落,王纲解纽,武士集团的首领将军控制了国家的政权。经过几个世纪的大动乱,从十二世纪末到十七世纪初四百多年间,日本列岛上分别出现了镰仓幕府(1185-1333)、室町幕府(1338-1573)和江户幕府(1603-1867)三个武家政权。长期的封建割据引发了持续的内乱和动荡,加上国土狭小,地形复杂多变,日本当时的农业经济发展与同时期东亚农业国家和地区,如中国、印度和朝鲜半岛相比,甚为落后。甚至直到德川幕府立国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日本一些边远的山区和孤岛,比如今天埼玉县的秩父、长野山地和九州南部的对马岛等,还停留在刀耕火种的阶段。

十七世纪初,随着德川幕府的建立,土地所有制发生巨变。原来分布于日本全境的贵族、寺社等豪门贵族,以及各地大名(诸侯)私有领地的土地所有制崩溃,土地被牢牢掌握在德川幕府手中,新的土地所有制随之确立。以最大封建领主幕府将军为中心,围绕着土地分配,幕府国家重新整编重组了天皇、公卿贵族和各地大名的领地,所有管辖权归属幕府。在幕藩体制下,日本全国被分为大小两百多个藩,各地藩主基本靠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经营其领地,领地人民也归其管辖及统治。在国家财政上,江户时代建立了以大米为中心的经济体制,各地向中央缴纳的年贡、农民上交的税赋等,都以大米的形式缴纳。当时占据统治阶级地位的武士阶层的收入同样是大米。随着长期和平的延续,武士的职能也在发生历史性转型,由原来武装集团转变为在城乡从事行政事务的官僚阶层,成为以国家和各级政府支付的俸禄为生的公务员,而他们的薪资也是以大米的形式直接支付的。综上所述,在江户时代的历史转型期,农业生产的发展状况直接影响到各个阶层的核心利益,甚至关系到整个社会的繁荣与稳定。

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德川政权除了建立并实行幕藩体制外,在对外关系上实行闭关锁国,在治国理政上采用朱子学作为官学,奉行儒家倡导的“以民为本”“农为政首”的施政理念,将发展农业和保障民生视为实现平稳统治的基石。由于战争结束、社会安定,大量金属器械工具被应用到农业生产活动中,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加上在长期的内战中发达起来的筑城、架桥、修建等土木工程技术被大量运用在农田基本建设中,日本的小农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在江户德川幕府的积极推进和组织下,通过实施拓荒开垦、围海造地等一系列国土整治和开发计划,日本列岛上不断大规模开发出新的土地,农业生产在国民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日益凸显,并达到一个历史性高峰。

和平安定的环境与社会经济的稳步提升,带来了人口的飞速增长。在江户时代以前,日本的人口一直没有超过一千万,而江户时代持续多年的和平与发展,人口很快就突破了三千万。新开垦的土地承载不了越来越多的人口,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突出。同时,无论是幕府直辖领地,还是国内各地藩领内的耕地面积,也都已达到极限,农民的赋税非常沉重,阶级矛盾日益尖锐。人口和社会生产的矛盾迫使日本努力发展农业,寻求农作物的种植以及农业增产技术的革新,以此突破经济发展的瓶颈。

另外,由于长期以来农业生产发展的滞后,日本的很多物资都依赖从中国进口,诸如棉花、生丝、丝绸、烟草、蓝靛、蔗糖、茶叶、陶瓷等都是大宗进口商品。长期的海外贸易逆差,导致日本大量货币外流。据江户时代初期幕府政治顾问新井白石的统计,仅在从庆长六年(1601)到正保四年(1647)的四十六年间,从长崎对外商港流出日本的货币黄金就有近六百二十万两,白银更是达到一百一十余万贯(1贯约合3.75千克),至于铜更是不计其数。巨额贵金属的外流,再加上幕府立国之初国土整治改造和城镇建设耗费了大量金银,造成日本国内货币材料严重短缺,通货不足的问题开始凸显。为了保证财政运转的顺畅,幕府对原有的货币进行改铸,用降低成色的办法来增加货币的流通量;同时为了抑制贵金属外流,对进口物资的规模进行限制。

但是,当时这种中日之间巨大文明落差的局面不是暂时性的,而是结构性的。從根本上说,为保证社会文化发展的需要,日本对中国优质物产和文化产品的进口势必是长期的。而幕府采取的限制贸易的政策也罢,改铸货币的措施也罢,都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最终只有通过发展农业生产,提高土地生产率,自主生产农副产品,建立起一个自给自足、以发展生产为目标的经济社会才是唯一的出路。

本文刊登于《书城》2024年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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