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刚刚到浙江电视台工作，忙于日常工作，一天到晚，一年四季，几乎没有节假日，连大年初一也需值班、上班。原先认识的杭州的前辈一个一个走了，成为无法弥补的缺憾。其中与翻译家李一航先生、陈瑜清先生的认识和交往，就是这样的情况。近日，展读他们三四十年前给我的信，虽然他们已经离开我们三十多年，但是他们的音容笑貌，热情、真诚的为人，依然在每一封来信的字里行间。我想起茅盾写给故乡的《一剪梅》词中的“泖溇汪洋，苕霅流长”，他们的精神，如泖溇，开阔浩荡，滋润我们心田；如同故乡的苕溪霅水，源远流长，激励我们前行。
编辑、翻译家李一航
李一航（1916-1991）先生是德清县钟管乡人，他是翻译家，也是诗人，笔名有虹飞、黎央等。
在认识李一航先生之前，我没有听说过他，也不知道他的革命经历和文学贡献。李一航读中学时就在报刊上发表诗作，十九岁在上海出版诗集《虹飞诗集》，后来到日本留学。全面抗战开始后，李一航回国投身抗战，在桂林、重庆等地报刊上发表小说、诗歌、散文等。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一年曾经从事中共地下党工作。“皖南事变”后，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九年，李先生回到家乡，曾任德清简师校长、长兴县教育局长、湖州师范教师等。其间他翻译了苏联诗人叶赛宁的作品，在《诗创作》《诗文学》上发表，一九四五年译作编成《叶赛宁诗抄》出版；一九四七年翻译出版日本儿岛献吉郎的《中国文学概论》。新中国成立后，李先生在浙江省文联从事刊物编辑工作，也在杭州的一些高校担任兼职教授。同时，他还继续翻译苏联诗人的作品，如施巴乔夫的长诗《巴甫里克·莫洛卓夫》，一九五九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我与李先生的认识，最初是给他编辑的刊物《东海》投稿。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在茅盾家乡桐乡县委宣传部工作，那是一个以勤奋读书为荣的年代，在时代的感召下，我利用业余时间开始学习、研究茅盾作品，同时开始向刊物投稿。
当时是湖州徐重庆兄先介绍我认识李先生的。徐重庆一九八一年七月二十八日给我的信中说：“兄之大作《乌镇散记》，不知已否脱稿，此文写起来应从史料角度，文笔写得抒情一些，这样就可以成为一篇优美散文。如兄觉得可以，可寄《东海》一试再说，稿寄给：‘杭州遂安路二号《东海》文艺编辑部李一航同志收’即可。李老先生笔名黎央。《外国文艺家轶话》一书就是他写的。”因此我就贸然向李先生投稿了。
过了一段时间，我在杭州与李先生见面，是茅盾的表弟、翻译家陈瑜清先生带着我专门去拜访他的。他们是老朋友，都是翻译家。第一次见到李一航先生是一九八一年九月，具体哪一天，想不起来了，只记得我和陈瑜清先生到他家里时，李先生一个人在家。李先生家里并不宽敞，而且有些陈旧，但是李先生人却十分清癯，头发梳理得整整齐齐，身上干干净净，典型的知识分子形象。他见到我们，十分客气，让座，沏茶后，和我们聊了一会儿。他告诉我们，因为他年纪大，身体不大好，平常不去上班，所以，我们坐了一会儿就告辞了。当时，我以为，李先生例行公事，和我们介绍一下，就可以了。
没有想到，我回到桐乡没几天，就收到了退稿。紧接着，又收到李一航先生的来信，信中说：
桂松同志：
想你早回桐乡了。非常抱歉：你的《乌镇散记》一稿，我只收到时粗粗看了一遍，没写意见，放在来稿堆中，不想我因病休回家，复旦大学中文系来编辑部实习，毕业班同学不了解情况，直接退还给你了。我今天去编辑部查问，才知道这些。接信后请再把原稿寄还我，有什么看法，我当再同你商量。来稿寄编辑部好了，可不贴邮票，附信请简单写明直接交我过目，我当再看一遍。实在对不起，来了个不应有的反复，匆此，即祝，近好！
李一航 （一九八一年）九月八日
我收到他的来信，对不成熟的习作，又作了修改，那时候，我们投稿，都是手写的稿子，誊抄清楚以后，再寄给杂志编辑部。后来，这篇习作虽然没有在《东海》刊登，但是身体并不好的李先生，对我的读书学习一直给予关心鼓励，十一月二十一日他给我的信中说：
桂松同志：
十六日来信，编辑部已转给我，我还在休息没有上班，谢谢你对我的关怀。我不大出门，连陈瑜老也好久不见了，上次我写信要还了你的稿子，由于血压突然升高，只好交给嘉兴地区编辑刘源春同志处理了，没能亲自细读，给你提提意见，十分抱歉，请你原谅。一个日本人写的一部关于茅盾的著作《黎明的文学》，我受省出版社委托，曾为编校一遍，浙社年内即将出书，出时当再送你一册参考。另有一件事，想顺便问问你：我有一个熟人叫冯翔，原为德清县越剧团编剧，因故離去，省文化局艺术研究所副主任施振楣同志闻知你县越剧团需一编剧，曾为介绍，问题是等宣传部意见，不知是否属实？此事最近发展和你部态度如何？便中希能顺及。我很想同陈瑜老去桐乡一行，乌镇是我母亲的故乡，从未到过，很想去看看，只是事繁病多，一时不能如愿，日后如能成行，当去看你。你来杭时，亦望再叙。如回信请仍寄编辑部好了，我血压已下降，估计下周可以上班了，请释念。
祝好！
李一航 八一年十一月廿一日
我查看当时收信记录，李先生的这封信，我是十一月二十四日收到的。因为当时文化局和教育局刚刚在一九七八年十月分开办公，以前是文教局，文化这一块在教育局里。开始文化局连办公地方都没有，因为局长是宣传部副部长兼的，所以临时在县委宣传部里放一张办公桌，算是文化局成立了。后来，文化局的任务越来越重，于是便搬到另外的地方办公。我收到李先生的信以后，立即去文化局了解了一下情况，然后给李先生去信，报告此事的进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