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四年春，在清华园，我正对博士论文《沈祖棻词作与词学研究》进行最后修订。某日，得到沈先生外孫女张春晓老师的联系方式，连忙询问：还有没有尚未出版的文献资料可供我一阅？她很快回复我说：资料基本已公开发表，只有几卷日记，琐碎不足观。于是我将精力全放在已有文献中。两年后，博士论文获得中华诗词研究院的资助得以出版，而我也来岭南教书、生活，一晃便是十年。

二○二四年春，新版《沈祖棻全集》出版，里面包括之前从未面世的日记部分。拿到春晓老师寄来的书籍，在似乎同样的春日窗前，翻看这位江南才女晚年日日所书，才知道当年春晓老师实不欺我，那数万字的日记如流水账般，全是对日常饮食、生活琐碎的零星记录。日记自一九七五年开始，至一九七七年结束，是沈祖棻最后的文字存世。写完最后一篇日记的第二天，她与丈夫程千帆携外孙女早早一同前往沪宁旅行，归来途中不幸遭遇车祸而亡。

日记所记的都是些什么呢？举一二为例：

早七时欠10分出门，乘15路过江，送千帆至小佳处，次早返沙洋。九时廿分至冠生园买豆沙包，进早餐。至百货公司及绸布店，未买成一物……（1975年3月21日）

早起腹部坠胀，恐病复发，甚忧急，续写帆信。上午洗蒸腊肉，因一挂门后不通风，已绿霉，先吃，大刷洗。又弄花菜、蒸饭，未能休息。腊肉味极佳……（1975年3月28日）

大抵如此。六十七岁的沈祖棻，独自居住在武汉偏远的山村，路僻人稀，身老多病。程千帆当时被下放沙河，独女程丽则新为人母，另居他处，书籍也大多分送他人，手边“甚至无好小说看，也不能有以前在苏州南京时之戏曲歌舞可看，即像武大以前之请剧团来演及组织去汉口看戏，亦不可再得矣。退休亦无意义，出游则无论远近，脚力精神不行……一切无意义，无趣味”（1975年4月8日）。除了个别的日子—女儿回家、熟人前来、收到友朋来信，大部分时光，沈祖棻的日子是寂寞无趣的。她早些年生产时误遇庸医，之后做过多次腹部手术，老来肠胃愈发不好，当时物资紧缺，购买不易，住的地方也很差，潮湿，漏雨，因此日记里花了很多笔墨记录饮食细节、购物琐碎、日常细事等。

翻看日记，有时真为她着急。比如许多日记都提到的生火，“起来须自管火”“火添迟无底火，仍欲熄，又添未熄”“起看火，因昨浇水太潮，已熄，重生”“写信忘看火，将熄”……生火似乎是每日头等大事，偏偏她在这方面似乎是有点笨拙，以至于全集的编者春晓老师不得不解释道：“当时国家经济困难，生活物资紧缺，购买家用蜂窝煤饼，不仅需要按月凭票，且供不应求，质量低劣，不是燃烧太快就是容易熄灭。日记中，经常为生火、封火、熄火而忧心忡忡。”

又比如，明明她在日记里写“睡不安”，但晚上九时多“又炖水及熬咖啡”。她显然不是很擅长烹煮，所以多次记录烹煮失败的琐事：

拟烧南瓜……火起快，又暂忘，油烧干，冒火……即端锅，已烧焦……（1975年8月29日）

面又发太过，再加粉未揉透，蒸出不松软，比上次还略差，更结硬些。又蒸土豆发面稀糊，亦不好……（1976年7月22日）

做起家务来，她很容易累，如为了省力不做或少做，又“吃得不舒服”。相比起来，她写起诗来飞快，如某日写定二十五首诗，“仅一个半晚上，半个上下午，可算很快”。才女因而自叹道：“总结经验，做饭菜比做诗写信累多了。”

衣食住行的流水账……没有了《辩才禅师》里浪漫的想象，没有了“有斜阳处有春愁”中丰沛的才情，连“暂将词赋守心魂”的活力也没有了。那些属于才女、诗意、“沈斜阳”的美誉，在晚年的日记中消失殆尽，连踪迹似乎也全无—但是，且慢，她还是留下了几笔关于作诗的记录，虽然那么潦草、匆匆，如“夜间做寄刘、陈诗各六绝”“做寄介眉诗十绝”“起抄诗寄石斋”“改定抄写中秋二首五律”等。经由春晓老师的努力比对，现在，我们可以对照着看这一时期日记与诗歌的书写了。

所谓“夜间做寄刘、陈诗各六绝”，是指《得君惠书，却寄》六首及《孝章闻君惠得余消息，欣然过访，因寄》六首。“做寄介眉诗十绝”，是指《得介眉塞外诗，奉寄》十首。刘君惠、陈孝章是她避难四川时的友人，介眉即游寿，是沈祖棻在金陵大学读书时的知己。“起抄诗寄石斋”，是在给友人高文的信中抄录她之前所作《岁暮怀人并序》组诗等。“中秋二首五律”指《中秋日雨夜晴，有作》二首。来看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日中秋节的日记：

早起一切毕，雨止，去小店买月饼，出门又有小雨，仍去买了广月果仁的一份半，小豆沙的半份……作诗二首。午饭吃包及南瓜。午后雨止，晚开一烤麸罐，炸点花生，月出，独饮刺梨酒一小杯，久变味，又改吃白酒半小杯，仍剩了一点。吃包。饭后独坐门外赏月，夜凉，人皆进屋，幽寂之至。久坐亦凉，遂于九时半进屋，吃半个月饼，续写上一天未写完之施信，并改定抄写中秋二首五律，并近诗附寄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