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胡适开创了“四十自述”体，接踵而至的“四十自述”不少，譬如汪亚尘的《四十自述》（《文艺茶话》，1933年第2卷第3期）、朱朴的《四十自述》（《古今》，1942年第1期）、姜亮夫的《四十自述》（《永安月刊》，1948年第108期）等。

在汪亚尘的《四十自述》开篇，直接说明了自己的“四十自述”，与胡适的《四十自述》之间的渊源关系：

十九年（1930）冬，我从欧洲归国时候，有一次约胡适之在我家里吃茶点，我问起他的一篇《四十自述》，他说：“写自述，可以把前后思想自己回顾一下，很有意思。”我早就有上面两个动机，所以现在我也来写我的《四十自述》。

汪亚尘撰写自己的“四十自述”，据说首先是起因于关心他的朋友们，常常问他研究艺术的经过，而胡适对于“写自述”的说明，亦就成了汪亚尘动笔写自己的另一个起因或动机。不过，当汪亚尘真的下定决心来写自己的“四十自述”，或者说来总结自己二十余年对于艺术的追求、学习以及实践之时，胡适所谓的“思想回顾”的书写模式，似乎并不完全适宜于他：

我自幼拿定主意，一生必须在可爱的艺术上做去，不计未来的成功，不想留名于后世，只依艺术作人生唯一的慰安。我自接近艺术生活以来，已有二十四年的岁月，到现在还是不息地在探索，不断地在追求；回忆以往廿四年中，虽遇着许多困难，但我并不因人们藐视而觉得困难，并不因物质的逼迫而使我减少锐气，我觉得什么事情，都应自己立定主张去奋斗。

努力、奋斗，实现并坚持自我，似乎是汪亚尘在他的“四十自述”中关注并书写的主题，这与胡适的《四十自述》有交集，但又有所差别。

不过，这里并不是说，在胡适的《四十自述》之前，没有人生四十之类的喟叹书写。实际上，在此前的报端上，亦不时见到一些以“四十自述”为题的诗词吟诵，不过要么是喟叹“四十年华鬓欲苍”，要么豪言“四十年华一掷轻”，其中像胡适的《四十自述》这样严肃认真地进行自我回忆、自我反思以及自我总结的，倒真是不多见，以如此篇幅来进行自述者则更少。

就此而言，胡适的《四十自述》，可谓开创了新文学以及新文化运动以来的“自述”类传记的现代书写体例，甚至由此开创了一种现代书写史上的“四十自述体”。

家乡教育中“乡土”的缺失

在胡适关于自己的两种“传记”中—《四十自述》和《胡适口述自传》—都提到了他的家乡。不过，在《四十自述》中，胡适叙述自己早年在家乡生活的篇幅分量，要明显超过《胡适口述自传》。

在《四十自述》中，除了“九年的家乡教育”，还有“从拜神到无神”，以及“序幕：我的母亲的订婚”，这几个部分的叙述都聚焦在家乡。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四十岁的胡适，第一次通过文字或文章，“系统”地追忆、叙述自己早年在家乡徽州绩溪上庄的生活，去日不远，似犹可追。而在胡适晚年的口述自传中，仅仅只是写到了“故乡和家乡”。如果说在《四十自述》中，胡适主要是以母亲或者家中成年女性为中心展开家乡叙事的话—这一点在“序幕：我的母亲的订婚”一节中尤为明显突出；胡适晚年的口述自传，似乎又调整到了以徽州人、父亲以及以男性为中心的家族叙述。这种调整或改变，看似与这两部自传写作之时的个人心境有关，实际上更关联着胡适个人对于“教育”的认识理解，尤其是对于自我教育及自我成长的认识理解所发生的变化。

在《四十自述》中，胡适提到，自己小时候在家乡听到别的孩子诵读《神童诗》，某种意义上这也是胡适早年在家乡接受教育的一种。这种带有浓厚的人生、世事啟蒙教育色彩的诗句，对于少年胡适的心性与心智，明显产生过影响：

我虽不曾读《三字经》等书，却因为听惯了别的小孩子高声诵读，我也能背这些书的一部分，尤其是那五七言的《神童诗》，我差不多能从头背到底。这本书后面的七言句子，如：

人心曲曲弯弯水，

世事重重叠叠山。

我当时虽不懂得其中的意义，却常常嘴上爱念着玩，大概也是因为喜欢那些重字双声的缘故。

其实，这是胡适在有意回避自己当初听读《神童诗》《醒世诗》一类的启蒙读本时，曾经受到过的触动和激励。如果查胡适上海求学时期的日记，就会发现，这些启蒙读本或诗句中所传递、宣扬的不少理念或价值观，对于早年胡适确实产生过一定影响，而不只是听着好玩而已。譬如，胡适提到的“人心曲曲弯弯水，世事重重叠叠山”之后，还有“古古今今多变革，贫贫富富有循环”一句。胡适后来以“变革”之倡导，鹊起于时代士林，未必不会让人想起其中的因缘关联。

如果进一步从教育及文化心理的深层意识与结构形成的角度来看，亦很难忽略《神童诗》《醒世诗》这些当时流传极广的读本，对于当时尚处于心智发蒙阶段的胡适所产生的塑造作用，其中像宣扬“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一类思想的诗句，对于少年胡适将自己的将来，锁定在读书与求学之上所产生的影响，某种程度上应该并不逊色于他从“四书五经”一类的经典中所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