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将毁于我们所喜爱的东西

四十年前，美国人尼尔·波兹曼出版畅销书《娱乐至死》。现在读这本书，其最大的透彻之处就是揭破了一个人们不愿承认的事实。在书的前言中，作者引用奥威尔在《1984》中的预言，说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强行禁书的人；而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中则预言，所谓禁书的理由已经不复存在，因为再也没有人愿意读书。于是波兹曼借题发挥：“这本书想告诉大家的是，可能成为现实的，是赫胥黎的预言，而不是奥威尔的预言。”（章艳译，中信出版集团2015年）我们不再读书。我们宁可娱乐至死，也不愿意读书至死。我们将毁于我们所热爱的东西。

为了精准时间，节约时间，人类发明了时钟。于是在分秒构成的世界中，人们总是观念地认为，时间是独立于世的可测定、可划出、可区分的数序。既然时间可以数序化，那永恒便成幻灭的泡影。永恒不在，连带着的一个惊天动地，那就是上帝不在。于是，在这个世界上做出第一本书的人，一定明白书的一个隐喻：既然人类只能自救自赎，那就赶快进行自我对话吧。于是，印刷书籍的印刷机，也不是单纯的印制机器，而是一种论述结构。它印出的每一本书，无不显现唯书才唯上。人类回首自己的历史，无不惊讶地发现，是时钟，消解了永恒；是书籍，杀死了上帝。

不过，人类的读书史似乎并不漫长。照德国作家施皮南在《书情书》里的说法，第一本书的印刷出版，距今只有五百年。在这之前，都是难有读书流量的手抄本（强朝晖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五百年后的今天，人们已不再读书。数字时代，作为文字的外在形式，书籍不再独一无二。人们惊讶这一天来得太快，却忘记了还有比这更快的—固定电话被智能手机替代，只用了短短的一百四十年。

然而，问题的复杂性恐怕就在于福柯早就说过，人是十八世纪的一个发明。也就是说将人分类，创生出“人种”这个概念的，是在地理知识大为丰富的那个年代。人种的内核是文明与非文明，文明与非文明的内核是知的表象化的覆盖度，而读书的内在逻辑恰恰与文明搭载。人的自尊，又使得人本身并不愿意诋毁自己的文明程度。有国王愿意穿着内裤去见他的臣民的吗？应该说没有。所以人们又忌讳直言自己不读书；反之，人们还坚信，即便在知识变得唾手可得的今天，要想打破令人不安的老调重弹的叙事构造，还是要靠书写文字的人、做书的人以及读书的人。确实，没有比读书这个概念更为模糊不清的了，但确实也没有比读书这个自带的意义更令人神往的了。可不，日本女性主义研究者上野千鹤子说：“读小说就像是一种预习。生活中真的发生什么的时候，大家就会说：‘啊，这不是我之前在书中读到过的吗？’对于新世代的女性来说，读书的意义便在于此。”另一位歌手兼演员小泉今日子说：“我只要读了书，就感觉以舒畅的心情抵达了很远的地方。”—小泉出版过一本《小泉今日子书评集》（中央公论社2015年），是她在《读卖新闻》上连载七年的书评文章的结集。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日本人是怎样为读书这个自带的意义而神往的。

读书依然是文明人的第一要义

日本人喜欢读书。他们知道文明要接轨、教养要提高，无捷径可走，唯有多读书。因此，当年只有三十七岁的福泽谕吉在《劝学篇》中说，一个国家要拥有文明的外表，并非难事，只要用钱就可买到；但是一个国家还必须拥有一种无形的东西，这种东西眼睛看不到、耳朵听不到，既不能买卖，又不能借贷，这就是“文明精神”。这种文明精神如何养成？福泽谕吉认为，唯有读书。于是，他在一八七二年写出第一篇文章，一八七六年写出第十七篇文章。这十七篇文章结集成《劝学篇》（《学問のすゝめ》）一书在一八八○年出版，天赋人权和全民向学是全书两大核心思想。这本书总销量达到了三百四十万册，当时只有三千多万人口的日本，每十人中就有一人读过这本书，足见当时日本人对读书的神往。“劝学”的一个结果，就是全民读书的黎明期的到来。

写下《武士道》一书的作者新渡户稻造，在一九一一年出版的《修养》，到一九三四年就已经重印了一百四十八次。作者在书中写道：“我们与生俱来的能力差异并不大。然而，随着我们长大成人，这些差异确实存在。若问这个差异何在？就在于各自的心灵磨炼程度。”新渡户稻造所用的“修养”二字出自孟子的“修身以养性”，对应西文的“culture”，则来自英国作家斯迈尔斯的《自助论》（Self-Help）一书。该书在一八七一年由中村正直翻译出版时，取名为《西国立志篇》（全11卷）。从自主地促进精神成长的意义上来说，这是近代日本讨论修养的第一本书，当初发行了一百万册。中村正直并非单纯地翻译，而是在消化吸收后加上了自己的感言与见解。如他在书中引申：“人当以全部精力，勉力于一时一事。其人即使人性至钝，一生之间也能成就一事。”这句话深刻影响了日后日本人做事造物的人生态度。中村正直让日本人看到了品德世界的存在，更让日本人懂得了读书是文明人的第一要义。

读书是一国的“隐蔽国力”

写下卖出二百七十一万本的《国家的品格》（2005）的数学家藤原正彦，在二○二○年出版《守卫书屋—读书就是国力》一书。他在书中亮出一个有新意的观点：读书是一个国家的“隐蔽國力”。他在书中列出两个关键数字，一个是到江户末期，日本人的识字率已达百分之九十；一个是当时江户有八百家书屋，京都有两百家书屋。

专攻书籍文化史的铃木俊幸在二○○七年出版《江户的读书热—自学的读者与书籍流通》。在书中，作者重点论述了江户时期的儒学者溪百年用平假名解读中国古典，编撰成通俗易懂的教材供当时江户人阅读自习。这些教材在当时也成了畅销书，一版再版，如《经典余师 四书之部》（全10卷）分别于一七八六年、一七九四年、一八二四年、一八四二年、一八五二年、一八七一年再版。这些教材在普及汉学的同时，也催生了日本近世读者的诞生，为其日后的变革和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知的基础，让世人见证了“隐蔽国力”的存在。

“读书国民”是如何诞生的

关于读书与日本人的话题，谈论得最为精彩的是评论家津野海太郎的《读书与日本人》（2016）。谈及日本人的阅读史，津野海太郎说，在十一世纪末，菅原孝标女写《更级日记》，书中写有“在私密的书桌前，不受他人打扰，一册一册地阅读《源氏物语》的乐趣”。再往前一百五十年，菅原道真在他的《书斋记》（889）中，则抱怨缺乏一个能让他独自度过安静时光的私人空间。这表明那时的日本人就已意识到读书与私人性有关，与公共性无关。津野海太郎在书中还写到，要使阅读习惯在一个社会中扎根，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个是该社会中的大多数人已经获得了阅读和写作能力；另一个是要搭建流通系统，使每个人都能较为方便地取得书籍。江户时代，庶民的孩子在“寺子屋”获得读写技能。这为日后“近代读者”的诞生铺垫了文化底蕴。而随着明治时代传入活字印刷，日本社会开始出现“默读”：“读者在没有他人陪伴的情况下，孤独地面对作者，听他低声细语地讲述亲密故事。”

原东京大学图书职员、出版文化研究者永岭重敏，出版过《读书国民的诞生—明治三十年代的文字媒体与读书文化》（2004）一书。书中提出了“读者国民”的新概念，表明明治时代由于铁道线路的加速铺设，获取来自东京和大阪的信息变得容易，报纸刊载图书信息，各地读者都能读到想读的书籍。铁道不仅载运乘客，还发挥着“读书场所”作用。将“旅途无聊”产业化的一个结果，就是“车内读者”的诞生。同时，明治政府还着手解决地区差异问题，使得报刊阅览室和地方图书馆数量剧增，直接催生了图书馆公众利用者。最终，公众通过读书，想象彼此的同一性并以此凝聚国民性。毫无疑问，这是一部读来令人印象深刻的近代日本国民阅读史。

永岭重敏另一部重要著作《摩登都市的读书空间》（2001），设定了“读书装置”“活字媒体”“读者层”三个视点，以大正末期和昭和初期的东京为中心，通过交通的发达状态、书籍的发行数量、书价以及读者收入等具体数据，论述了“读书”是如何传播，以及“读者”是如何形成的。这是一本思考读书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的书，作者机敏地疏通了一个逻辑：一国的读书越火爆，国家需要付出的就越少。

喜欢读全集的日本人

一九○五年，日本出版的书籍种类已超两万种。在随后的大正年间，日本文盲率接近零。全民识字带动教养主义的盛行。一八八三年出生的学者、文人阿部次郎的《三太郎日记》（1914），是当时高扬的教养主义的代表作。他的一句名言“生活的首要職业是选择与灵魂生活相一致的职业”，鼓动了数代日本人的读书热情。

从一九二七年开始，新潮社开始出版“世界文学全集”，到一九三二年完成了多达五十七卷的发行。为了让更多人能买得起全集，出版社将价格设定成一日元一本（日语称“円本”）。这一举措大受欢迎，商业出版的面貌也因此改变。在“円本”的浪潮下，多卷本出版层出不穷，一个富有竞争力的图书市场得以形成。捷足先登的新潮社显然是赢家，“世界文学全集”卖出了四十万套。改造社从一九二六年开始出版“现代日本文学全集”（63卷）系列，也卖出了二十五万套。此外，改造社还在一九二八年开始出版“世界大众文学全集”（80卷）。

从此，文学全集出版热在日本就没有冷过。如河出书房在一九四一年至一九五三年间，分别出版过“新世界文学全集”（23卷）、“世界文学全集·19世纪篇”（60卷）、“世界文学全集·古典篇”（27卷）、“世界文学全集（决定版）”（80卷）。平凡社在一九五八年出版了“世界名作全集”（73卷）。集英社在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八九年间，分别出版过“世界短篇文学全集”（17卷）、“20世纪文学·世界文学全集”（38卷）、“双重版世界文学全集”（66卷）、“爱藏版世界文学全集”（45卷）、“世界文学”（38卷）、“世界文学全集”（88卷）、“画廊的世界文学”（20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