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三年，庫切六十三岁。似乎是预感到时光匆匆流逝的节奏，他的内心隐隐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悸动。正是在这一年，他站上了诺贝尔文学奖的领奖台，成了世界瞩目的文学大师。而早在一年前，他就离开出生地南非，移居澳大利亚，并于二○○六年正式入籍。这意味着，这一次，他终于可以永久地抛开“南非作家”的标签，远离那个时时刻刻孕育着幽暗往事的幽暗之地，在新的国家，以新的身份，开始新的写作。

文学上的晚年风格

很难说，这种身份的改变是否能够如库切所愿，为他带来迥然不同的生命体验。但至少，库切从来没有将写作视为“一种不情不愿的沉重负担”，更不曾停止对世界、对生命本质的诘问。《道德故事集》（远子译，四川文艺出版社2024年）便是如此。集子里收录短篇小说七则，写于二○○三年到二○一七年之间。想来，库切必定是在创作长篇小说的间隙，写下这些短小精悍的故事的，以便与他在同一时期创作的长篇作品形成巧妙的对应，共同构建起他的晚年写作。

问题是，什么才是库切的“晚年写作”？这是否意味着他已经不可救药地陷入“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的尴尬境地？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毕竟，他从未因为年华的逝去而焦虑，进而陷入对这世界无话可说的困境。二○○九年十月，库切六十九岁，在写给美国作家保罗·奥斯特的信中，他提到了“文学上的晚年风格”。在他看来，这种带有强烈年龄标识的写作风格，始自一种由来已久的文学理想。它要求他，“语言要简约、顺畅、朴素，着力于真正重要的问题，即使是生命与死亡这类大问题。当然，一旦你越过了起跑线，写作本身就会取而代之，引领你走上它自己的轨道，你最终的结局可能就是简约，就是顺畅”。

这封信与其他信件一起，被收录在一部名为《此时此地》的书信集里，透露出库切对晚年写作的高标准、严要求。这意味着，终将来临的高龄人生并不是他一生写作的终点。它是另一个起点，蕴含着无限的潜能。而他自己，则更像是初次提笔的“文学新鲜人”，愿意动用毕生所学，将他对世界走向、生命存续的持续关注写成文字。就像他在《凶年纪事》中所说的那样，晚年并不幽暗。它是一种改变，为他带来了“一副堪当大任的清澈头脑”，进而证明“自己远非衰退，而是摆脱了从前像是禁锢他的诸般镣铐，使他真正能够直面自己的灵魂问题：该怎么活”。

不过，库切也很清楚，要真正创建这种晚年风格，远远不是完成一个故事那么简单。因为故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将简约的叙述转化为一道谜题、一种隐喻、一则寓言、一次沉思。某种程度上，这正应了文学评论家詹姆斯·伍德的论断。在谈论库切的长篇小说《耻》的时候，他曾经这样写道：“正如库切的新小说那样，我们还是能感觉到脚下寓言的干种子，埋在当代生活熟悉的表层之下。”这句话同样可以用来描述《道德故事集》。书中的大多数篇什都有一个共同的女主角：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常常，这位虚构的澳大利亚女作家就像是库切的文学化身。她频繁地穿梭在不同的场景之间，以她独到的见解、个人的体验，串联起七个以女性为主题的故事。

库切的晚年故事集

因此，如果把书名《道德故事集》改为《伊丽莎白·科斯特洛：七个晚年故事》，大约也是贴切的。它与他同一时期的长篇小说《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共享着相同的人物、相似的主题，更有着高度契合的精神内核。短篇小说《虚荣》里，科斯特洛六十五岁，刚刚退休。但她似乎并不急着为自己的一生盖上“完结”的印章，反而选择在生日当天、在儿女们诧异的目光中，“描黑了眉毛，涂红了嘴唇，那口红他猜应该是珊瑚色”。甚至，她还一反常态，将她从五十多岁起就变得灰白的头发染成了金黄色。她的头发“打理得相当别致，十分有型，一缕刘海俏皮地垂在她右眼上方”。

如此举动，让科斯特洛久未谋面的儿女心生疑惑，以为年老的母亲已经彻底丧失了理智，才会任由自己变得怪异、陌生，不再是以往他们熟悉的样子。可是，这又能代表什么呢？虚荣、浮夸、博眼球，或者是不折不扣的道德沦丧？都不是。至少，库切从来不是道义上的旁观者，不会用怜悯、好奇、鄙视、质疑、愤怒的眼神来打量面前这个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