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长久以来，写诗很难维持生计。

纵使威斯坦·休·奥登（Wystan Hugh Auden，1907-1973）年纪轻轻就迅速在英语诗坛占据了一席之地，但名声无法轻易变现，他依然不得不想方设法养活自己。除了通过执教、供职于英国邮政总局电影部、编辑选集、巡回演讲等工作获得报酬以外，散文写作一直是他赚取金钱的重要途径之一。事实上，艾略特已经为奥登这一代后辈提供了诗人参与散文写作的范例，奥登本人在散文写作生涯之初，也确实一度向艾略特主编的《标准》靠拢；但正如诗人奥登在沿着“前驱诗人”艾略特的路径行至现代主义诗歌大门之后，很快就凭借自身的诗学素养和文学经验克服了“影响的焦虑”，散文家奥登也逐渐彰显了不同于艾略特的旨趣与风格。借用奥登在其散文集《染匠之手》前言中的表达：“体系化的批评会纳入一些死气沉沉甚至错误百出的东西。在对自己的批评文章进行润色时，只要有可能，我就会将它们删减成笔记。”我们可以剔除其中的价值判断和情感倾向，直观地说艾略特的散文写作偏于“体系”，而奥登自己更青睐“笔记”。

在世俗的观念里，“体系”优于“笔记”，但如果我们果真以为奥登所谓的“笔记”是零散的观点、失败的文章的话，那便跌入了“顽童”奥登设置的文字陷阱。要理解奥登的“笔记”，就要回到此番说辞的语言现场，这其实也是奥登教导我们的重要方法之一。奥登曾在散文《叶芝作为一个榜样》中提出，“正是进攻的一方定义了他们的对手必须捍卫的问题”，所以叶芝、乔伊斯、萧伯纳那代人在“理性、科学和整体似乎居于主导地位，想象、艺术和个体处于下风”的情境下，“只能拿出人类捍卫狭小疆域时的那股蛮劲来对抗（理性、科学与整体的）大举进犯，妄图以此颠覆两边的砝码”。作为后辈，奥登敏锐地察觉到他们这代人面临的情形已经与叶芝的时代不尽相同—不是得到了改善，而是变得更为严峻。他不厌其烦地提请我们注意：现代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陷入失去个体性的险境，艺术家身处其中亦没有豁免权。这或许正是奥登捍卫个体性，支持多样性，秉持多元共存原则的首要原因。于是，他在诗艺探索的道路上成了著名的“变色龙”，而在散文写作中，他也不拘一格，举凡书评、导言、论文、讲稿、专著等形式，均有涉猎。

奥登散文的题材范围，是一种“跨越大西洋的小歌德”（《创作的洞穴》）才有可能具备的博闻多识。他似乎被眼前的一切吸引，给人一种持续积累的感觉，文学、科学、哲学、历史、神学、音乐和其他任何引起他兴趣的领域，都被他吸收到一个阅读、接受、转化、更新的个性化历程之中。虽然他有时写得散漫，仿佛文学札记和随笔，但他在自己兴之所至的领域内发表的独到见解和幽微观点，不仅显得格外光彩夺目，而且能够让我们感受到他的直言不讳和沉稳内敛。在他构建的语言世界里，我们听到的是一种亲密的语调，是一位作者面向一个个的个体而不是一大群听众说的话；我们听到了一种诚实的声音，即使我们无法认同他的某些判断（例如，他认为艾米莉·狄金森是二流诗人），但我们毫不怀疑他已经尽其所能，说出了真实的想法；此外，我们还能感受到一种文明的回响，他引导我们去想象艺术与艺术之间、艺术与非艺术之间、完整的人生乃至人类的活动所能抵临的多样性兼统一性的程度，指引我们去聆听事物之间的“普遍之爱”奏响的美妙音符。

奥登曾颇有预见地指出：“作家的每一部作品都应该是他跨出的第一步，但是，不管他当时是否意识到，如果每次跨出的第一步较之前而言不是更远的一步的话，就是错误的一步。当一个作家去世，若是把他的各种作品放在一起，人们应该能够看到这些是一部具有连续性的‘全集’。”（《写作》）此番说辞，一方面可以看出奥登对作家艺术成长的看重，另一方面也可以理解为他对作品见证历史语境的要求。随着《奥登散文全集·第六卷》在二○一五年的推出，奥登文学遗产受托人爱德华·门德尔松自一九九六年开始精心筹划、悉心准备的这一项目终于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对于所有倾心于奥登诗文的读者而言，一时间恐怕很难找到最高级的形容词来表达皇皇六大卷《奥登散文全集》齐整地出现于眼前的惊喜。

门德尔松教授横跨数十年的搜集与整理，形成了小山一般的卷帙，每卷约六百页至八百页，最终构成了奥登作为散文家的“文学传记”。以时间的顺序浏览这四千多页散文，我们仿佛可以看到一种时断时续、秘而不宣的“奥登自传”：他的喜好和品位得到了充分展示，但他的怪癖、他谦逊克制和坚持己见兼而有之的独特风格也跃然纸上。有时候，他会开诚布公地谈论自己，但更多的时候，他会隐秘地提及他的家庭氛围、成长背景和思想变化，这需要我们从文字符码里捕捉他留下的生活细节和复杂感受。此外，正如门德尔松教授所言，他的散文照亮了他的许多诗篇，有时还起到了注解的作用，这也是我们渴望阅读更多的奥登散文的原因之一。

二

奥登的散文集《染匠之手》和《序跋集》已有中译本，但从奥登散文版图的“全集”视野去看，这还远远不够。《染匠之手》是基于奥登在牛津大学担任诗歌教授期间的演讲稿，以及他在同期写成的文章，也就是說，写作时间集中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这本散文集探讨了奥登得心应手的“宗教和艺术”问题，许多篇章的格言风格十分醒目。《序跋集》则收录了奥登写于一九四三年至一九七二年间的四十六篇书评性质的文章。客观而言，这两本散文集主题鲜明突出，形式各有侧重，但都无意展现奥登散文写作的题材变化、观念演变、文风嬗变等动态历程。青年奥登曾写诗感慨，“在我看来，生活总离不开思想，/思想变化着，也改变着生活”（《19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