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罗歇·凯卢瓦（Roger Caillois，1913-1978），有一场他与列维-斯特劳斯的论战，颇为著名。一九五二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打算出版一套小册子，主题是反对种族偏见。列维-斯特劳斯是当时被约稿的学者之一，他随后提交的文章便是名篇《种族与历史》。在这篇文章中，列维-斯特劳斯强调了所谓文明与野蛮、先进与落后从来都不是泾渭分明。进步既非必然，也不连续；而所谓“野蛮人，是相信存在野蛮性的人”（列维-斯特劳斯《种族与历史》，于秀英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

此文一出，立刻在当时的学界引起争议，其中最大的反对声音便来自罗歇·凯卢瓦。罗歇·凯卢瓦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师从亚历山大·科耶夫与马塞尔·莫斯，随后与乔治·巴塔耶等人一道创办了“社会学学院”（Collège de Sociologie），对“超现实主义”的兴起影响颇深。二战爆发后，凯卢瓦前往阿根廷，一边主持反纳粹期刊，一边与拉美当地文学家、学者交往，这段经历也促成了他日后对拉美文学的推广。战争结束后，凯卢瓦回到欧洲，并从一九四八年起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到一九五二年与列维-斯特劳斯“开战”时，凯卢瓦已是该组织的一名官员。在读到列维-斯特劳斯的大作后，凯卢瓦立即发表长文《叛逆的幻想》，嘲讽某些人“选择了人类学，是因为他们心中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叛逆心理，促使他们喜欢原始造型胜过沙特尔大教堂……他们对自己的文明极不公正，甚至忘了到目前为止唯有它创造了他们自身研究的物质与精神条件。唯有它才允许和创造了他们忘恩负义的文明。”而列维-斯特劳斯在《现代》杂志上的回击同样不留情面：“第欧根尼用走路证明行动（按，凯卢瓦曾创办文化杂志《第欧根尼》），凯卢瓦先生躺着表示没有看见。他那个文明并不引起他良心的谴责，他希望这样不妨碍他怡然自得地观赏。”（引自阿明·马洛夫《塞纳河畔的一把椅子》，马振骋译，文汇出版社2019年）

两人的论战涉及战后欧洲的一个难以回避的课题，即如何看待西方文明对世界的影响。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节点上，这个课题对应的实际问题则是，在西方文明作为一种典范文明“失范”之后，人类应当如何重塑文明。列维-斯特劳斯被阿明·马洛夫视为“热爱弱文化的不朽者”，而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凯卢瓦依旧信奉“强文明”，认为解决“失范”问题只需要重建典范，而非所谓“典范文明”这一概念本身有多可疑。

一九五八年，凯卢瓦出版大作《游戏与人》（Les Jeux et les hommes）。这部作品延续了他的“杂学”风格，将视线投向当时少有学者关注的游戏领域。但他的方法依旧是“强势”的。作为对这一领域难以绕过的经典、赫伊津哈的《游戏的人》的回应，在《游戏与人》开篇，凯卢瓦便指出前者“不是对‘游戏’的研究，而是对‘游戏精神的文化效用’的研究”（《游戏与人》，余轶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3年，第4页；以下引用本书仅标注页码）。而他的研究则是基于对游戏的明确定义与类型划分，指出不同类型的游戏对文明的具体影响，进而认为“文明的到来是在不同条件下发生同类型变革的结果”（第84页）。一言以蔽之，凯卢瓦依然认为文明有其“进步通道”，而这一通道就藏在特定游戏类型的组合之中。

两种组合：机械论文明图景

凯卢瓦首先点明游戏的根本特性是无产性，“这一特性使人们得以无忧无虑地投身游戏之中，也将游戏与其他有产活动区别开来”（第ii页）。这一论断承袭自赫伊津哈的“游戏不涉功利”。但正是在这一点上，凯卢瓦试图颠覆赫伊津哈的观点，“赫伊津哈在对游戏的定义中指出，游戏没有任何物质利益。这一点，轻易就将赌博和机运游戏排除在外……实际上，问题不可一概而论。有的游戏可以带来巨大的经济收益或损失，这也是此类游戏的目的所在”（第5页）。

因而在这一研究一开始，凯卢瓦便试图挑战一个矛盾：尽管游戏的根本特性是无产性的，但总有游戏以牟利为名。他解决这一矛盾的办法，是将游戏分成四类：竞争、机运、模仿与眩晕；同时又在这四类的基础上规定出游戏的两极，“游戏者呈现出一种随心所欲的状态，我称之为戏耍（paidia）。而在对立的另一极，顽皮而冲动的奔放状态几乎完全消失……我将第二种状态称为技游（ludus）”（第15页）。这样一来，一种几近悖逆游戏根本特性的逐利性游戏也可以被容纳在凯卢瓦的游戏模型当中：它通常是一种机运类游戏，同时必然趋向于技游一端，譬如职业赌徒，“他所参与的‘游戏’受大数定律保护而免遭机运影响，他也是唯一一个不以游戏为乐的人。（对他而言）游戏只是使财产发生了转移，并没有创造财富”（第6页）。换言之，游戏在整体上依然是无产的，但个人既可以选择纯粹的“戏耍”，也可以放弃乐趣，使之成为一种牟利甚至是生产手段。这一点也在一定程度上预言了今日游戏产业的发展—游戏可以对应休闲与创造力，也可以成为一种“工作”，一种“无聊、重復、单调、纪律严明的游戏劳动，比如连续数小时玩游戏赚取游戏道具的金农”（莫里茨·奥滕立德《数字工厂》，黄瑶译，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23年）。

尽管游戏并不创造财富，但它却创造了文化，这同样是赫伊津哈的核心观点：“文化以游戏形式产生，即一开始就是在玩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