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  关

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徐达修建山海关，本意并不是阻挡汉人出关，而是防止北元复辟，阻挡蒙古部落对中原的劫掠和袭扰。毕竟，过了山海关，是一望无际的华北平原，无险可守。及至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萨尔浒之战，努尔哈赤大败明四路大军，后金骤然崛起，山海关才重点转为防御女真。大明王朝国祚二百七十六年，修长城的时间就多达二百六十三年。有人假设，耗费如此大的精力，还不如把大批汉人迁移出关，定居辽东，用人心修筑看不见的长城，大明王朝或许不会有那么多后顾之忧。

然而，历史不存在假设，也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明朝前半叶，蒙古部落频繁劫掠，辽东汉民成天担惊受怕，即使躲在城寨，也难免深受其害。辽西走廊的三个重镇宁远、锦州、北镇，城墙固若金汤，频受蒙古兀哈良部的袭扰与抢掠，便是例证。

彼时，中原汉人刚从蒙古统治中解脱出来，对弯刀战马充满恐惧，关外的苦寒之地没有任何吸引力。更何况历经多年战乱，人口锐减，全国人口总和，比现在的河北省还少了千余万人，致使土地大片荒芜。朱元璋取得政权后，大力奖励农耕，得到休养生息的中原农人，以极大的激情，投入劳作。所以，国库中有了大量闲余的粮食，以至于用糯米浆与白灰相混，砌筑出难以逾越、无法凿穿的万里长城。

试想，中原大地如此丰饶，谁肯去苦寒之地的关外？

明朝后半叶，尤其是明末，气候突变，遇到了小冰河期，黄河以北无霜期急遽变短，就连广州都天降大雪，许多农作物来不及成熟，就遇到了霜冻。此时，全国已近两亿人口，骤减的粮食产量与剧增的人口数量，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李自成和张献忠能够率众揭竿而起，食不果腹是主要原因。

山海关是地域的分界线，也是气候的分水岭。关外的天气更冷，多半年的时间，埋在冰天雪地中，可供种植的农作物少之又少，就连牧草也无法储备充足，牛羊的饲养量锐减，满洲人的生活更加艰难。除了皇太极时期，征服了朝鲜，获得些稻米的供应，解决了贝勒和贵族们的生计，大多数八旗子弟常年忍饥挨饿，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拿起狩猎弓箭、挥起战斗的刀枪，骑上战马，到长城内去劫掠。不管怎么说，关内还是温暖些，起码地主家还有余粮。

劫掠让关内人不寒而栗，一旦粮食被掠走，意味着全家生存无望。而明初修建的板厂峪等地的石头长城，到了明崇祯年间已有多处破损和坍塌，尤其是义院口，有五处倒塌，总长度为四十余丈。长城已经成了守长城的义乌兵后人的心理依赖，视长城破为国破，多次通过大臣递折子给崇祯帝，均无下文。大量的辽饷，已经让王朝力不从心，国库已空虚得无银可拨。既然朝廷靠不住，民众便自发捐银、捐粮、捐柴，义务出劳工，重启尘封的砖窑，用结实的砖，修补四面漏风的王朝。山海关防线重归铜墙铁壁。

既然以山海关为后盾的关锦宁防线固若金汤，皇太极另辟蹊径，率十万大军悄然出发，以蒙古喀喇沁骑兵为向导，突破明军蓟镇长城防线，从喜峰口直逼北京，包围了明王朝的京都，惊得崇祯帝诏令四方军队勤王，后来还千刀万剐了蓟辽督师袁崇焕。八旗军将京城四周劫掠一空后，倏然退回关外，实可谓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以山海关为轴心的长城防线，如同纸糊。而大明王朝遭此一劫，雪上加霜，危如累卵。

長城是死的，人是活的，尽管大明王朝一直奉行“天子守国门”的国策，然而，国门却频频失守。此前，蒙古部落曾两次兵临北京城下，其中的“土木堡之变”，明英宗都被瓦剌部活捉。唯一岿然不动的，只有山海关。哪怕崇祯帝已吊死煤山，山海关防线仍在。

意味深长的是，山海关一直是以军事重镇存在，应该是敌对双方争夺的焦点。然而，发生在山海关的战事却屈指可数，从来没被关外击破过，雄伟的关口让所有进攻者望而生畏。无论是吴三桂与李自成大战一片石，最终引清军入关，还是第二次直奉大战，郭松龄的势如破竹，打山海关只是喊得响，没人选择不惜血本地真正攻击，主战场和突破口无不选择在距此十几公里的九门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