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机站

出门不久，我和麦芽遇见了姐姐家的小狗在路上撒欢，其实它已经年龄不小了，因为个头不高，毛色浅黄，大家都叫它小黄。好在狗不会介意人怎么叫它。每次回来，麦芽都很开心，很大程度上与小黄有关，它带给她无穷的快乐。

我们带着小黄出了村庄，看见一个山咀，山咀的这边有一户人家，院子里一片阒寂，主人从村庄里搬出来不久便去了新疆，这座院落成了苹果交易的临时场所。绕过山咀，一座崭新的二层小楼蓦地立在眼前，住在小楼里的人是我熟悉的，他是我家邻居，搬出村庄在这相对热闹的山梁上安营扎寨。透过铁栅栏，看见不大的院子干净整洁。一层的屋门敞开着，传来女人清脆的笑声，笑声后边还拽着一句话，话的后半部分被山梁的风吹斜了，我和麦芽都没有听清。

风是山梁上的常客，风在山梁上跑着跑着就长大了，长大的风不大友好。当年，我们衣衫单薄，害怕长大了的风。我们喜欢和煦可爱的春风，毫无疑问，这样的风已经来到了这座山梁上。

他家所在的位置是原来的农机站的一部分，临着楼房是他家的简易苹果窖，几根高大的果窖排气孔伸向天空。小楼房和苹果窖占去了农机站院的一半，另一半也被人承包后建了果窖。也就是说，当年农机站的样子完全不见了。在他们承包之前，农机站曾一度被一位老妇人用来养羊，羊是大屁股的小尾寒羊，不是我们养过的那种绵羊或山羊。

在变成羊圈之前，农机站在很长的时间内保持了它应有的样子。院子相当开阔，西边停放大型拖拉机和废弃的铁铧、铁犁。每辆大型拖拉机都有属于自己的单间泥皮房子，说是房子，其实只是个凉棚，前面没有门。它们一直停在那里，从来没有下地干过活，在无边的岁月中白白生锈，这也许就是它们的命。

我家的一个远房亲戚是这里的站长，下面没有一个员工，他的职责类似于保安，但是他从来都不会去查看这些大红头的拖拉机有没有缺胳膊短腿。倒是我们这些小孩子放学后，偷偷溜进院子，远远地，看见它们红艳艳的大头，头上的大灯泡像蝗虫的眼睛，外凸着。我在偷了它们身上的零部件，往出走时，总感觉背后有一双眼睛。大概后来，它们只剩大红头还顽固地举着，内脏早被我们掏空了。

农机站院的西边是一排一坡水的土木结构的房子，一部分出租给山梁上读书的学生，小楼房里的女主人曾经就在这里租住过。当年，她只是十五六岁的小姑娘，还不敢这么大声地，肆无忌惮地笑。还有几间房子做了磨坊，钢磨工作的声音响彻整个山梁，几乎每天都有周边村庄的人或用架子车拉，或用驴驮着粮食，来这里磨面。尤其是农闲的时候，钢磨昼夜不停地工作，磨面的人排成了长队。院子中央还有两台粉碎机，人们会把玉米秆一类的农作物秸秆拉来，粉碎后拉回家喂牲畜。粉碎机工作的时候，声响比钢磨还刺耳，空气里充斥着秸秆粉末，呛得人直咳嗽。

小黄在麦芽这里得到了恩宠，表现得异常兴奋，它已经爬上了果窖。果窖的顶层与那座小楼的二层持平，女主人上了二楼，从窗户那里又飘出一串串笑声，好像在和谁打电话，边说边笑，由于避风，她说的话完整地钻进了小黄的耳朵。听到笑声的高音部，它就扭过头朝笑声飘来的方向看一眼。它大概在想，要是它能有这么一座漂亮的小楼房，也会高兴地笑出声来。

记忆像一只大手，把我像老鹰捉小鸡一样捉回了20世纪80年代，我只能通过回忆把我目睹过的景象描述给麦芽。但显然，她对我说的话显然没有兴趣，也无法从脑海中构建起一座已经不存在的农机站。麦芽想去追小黄，但是被我拉住了，我不能没有听众，独自念叨，我抓紧时间告诉她：我们这里的土地无法让大型拖拉机施展手脚，相较于大型机械，农民们更喜欢亲手去侍弄土地，顽固地拒绝这些粗鲁的家伙钻进田地，由于它们的力气太大，通常把田地深处的瘦土翻上来把庄稼喜欢的肥土翻下去。他们坚信只要风调雨顺，他们和驴、牛、马这样的大家畜并肩耕作，照顾好土地，就能把生活搞得饱满起来。

他们谁也没有想到，有一天，农机站的钢磨会因为吃不饱肚子而罢工。我家那个看门的远房亲戚也不可能想到，有一天，他会背起铺盖卷回家，据说他是趁着天黑离开的。小二楼的女主人也许从来不曾想，有一天，她還能回来，将一生安放在这里。

卫生院

几朵白云飘过卫生院的上空，后边追来一朵不是那么白的云，甚至有些脏兮兮的。我猜，它可能是出去耍了一趟，把自己弄脏了，才急匆匆赶回来洗。它们的影子在卫生院的院子里跑，小黄迟疑地看看这个影子，又看看那个影子，下不定主意该去追哪个。

我说，这里是卫生院。麦芽睁大眼睛，扑哧笑了一声。她说，这里明摆着是两户人家的农家小院。麦芽说得没错，卫生院在20年前撤乡并镇时就从山梁上搬走了，和另一个镇的卫生院合并。像一个人，想去过热闹的日子，拦都拦不住，简直可以用逃之夭夭来形容。现在，卫生院一分为二，被两户人家各占去一半。

那时，卫生院是有一两个大夫的，他们吃过饭后常常坐在门边上的树荫下，我们学生排着长长的队，从他们身后经过。他们出门从来不穿白大褂，但是我们都认得他们。遇到卫生院的门开着的时候，我们探头朝里望。东西走向的一排架子房好像是他们的宿舍，因为我们看到烟囱里的烟往出冒；南北走向的大概是药房，挂着印有红十字的白布门帘。

这两户人家显然没有照顾好这些房子，原来，它们是这道梁上最漂亮的建筑，墙雪白雪白的，白得我们有幸进了卫生院，都不敢伸手去摸。我们走进其中的一户人家，院子里零乱地摆放着鋬笼、锄头一类的农具。农用三轮车、电动车停在院子中央。靠近大门的地方，是一块被整饬出来的菜地，平时栽种葱、辣椒、西红柿一类的蔬菜。主人听到动静，跑出来将我们热情地迎进屋子——也就是原来的那间我们从没进去过的手术室。依稀记得从这间房子里抬出被结扎的女人，她们平躺在担架上，被子盖过头顶，从厚厚的被子里传来哼哼的痛苦的呻吟声。然后，被移到架子车上，拉回了家。

手术室成了他们的卧室兼客厅，他们是一对中年夫妇，也是从我们庄子里搬到这里的，彼此都很熟悉，他们连小黄都认得，小黄毫不客气地跟着我们进了屋子，东看看西瞅瞅，甚至钻进了床下面玩。他们已经不再像我的母亲那样睡土炕了，而是支起了床板，冬天架火炉、插电褥子，屋子里也闻不到炕土味。他们将原来的手术室和隔壁的药房打通，安了一道门，药房变成了厨房，柴米油盐味早已赶走了药片的味道。

那时，我们都很健康，好像不怎么得病，即使得了病——病也像小孩子——吃几片药哄哄就好了。当然，是卫生院，总是有人会进去看病抓药的，听大人说，卫生院的大夫对进去看病的人很不满意，因为他们自以为是，只取药不问病，在去卫生院的时候，他们就想好了抓什么药，整个卫生院似乎只要准备了安乃近、止痛片、强的松就完全可以满足辖区群众的需求。

我们小孩子很少来这里看病，药片大多是赤脚医生上门送的。在那个缺糖的年代，我们最喜欢吃一种叫尖尖糖的打虫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