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12年前那场改革，三明医改第一任“操盘手”、三明市医改领导小组原组长詹积富神情严峻：“如果知道会遇到这么多的困难，当时我甚至可能就不敢开始了。”

2012年，福建省三明市启动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回顾三明医改初衷，詹积富总结为4个字—“不得不改”。三明是座老工业城市。2010年，当地职工医保统筹基金收不抵支，缺口高达1.4亿元。2011年，亏损扩大到2亿元以上，占财政收入的14.42%，已超过一个地级市所能承受的极限。

2011年下半年，詹积富出任三明市副市长，接到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减少亏损5000万元”。2012年春节刚过，詹积富召集三明市发改委、卫生局、人社局、财政局等16个部门的分管领导和科长，召开了第一次医改动员会。

现任三明市医保局局长的徐志銮回忆那天的情形：“天气阴冷，每个人都面色凝重。尽管部门不同，但每个人的发言都指向一个共同的事实—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太突出了。”

“三明面临的问题，有特殊性，但更多的是与全国其他地区一样的共性问题。这些问题，与药价虚高绑架临床医疗、药品滥用、浪费严重、医疗机构财政补助严重不足、医疗服务技术劳务价格偏低、医务人员技术劳务价值没能得到体现、按项目付费的缺点等有直接联系。”詹积富说。

三明医改，不改不行，“不解开这个结，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就会打折扣”。

“敢为天下先”—药价降了，报销多了，就医更方便了

“何必得罪那么多的厂长？何必得罪那么多的院长？何必得罪几百万个医药代表？何必得罪那么多大专家？”4个何必，道尽当时摆在詹积富面前的难。

质疑和规劝的声音不绝于耳，但詹积富和同事们坚定不移，“对于共产党员来说，造福百姓，就要敢于啃硬骨头。改革不是有些人认为的动了谁的奶酪，而是要把蛋糕做大、分好。”

医改首先改什么？凭借多年医药工作经历和长期深入一线调研的心得，詹积富决定以“药改”为抓手，打响第一枪。

为了遏制药品滥用，2012年4月，三明市推出药品重点监控目录，第一批共129个品规药品纳入监控范围。配套规定很快出台—重点药品监控后，医院使用这些药品必须实名登记，主管部门会组织专家分析，如果用量过大或用药不合理，就要对医院批评教育并扣除医生奖金。仅仅一个月监控目录落地，当月药品支出下降1673.03万元，相当于三明全市用药金额的1/4；若按全年计算，光这一招节省下来的药费便几乎可以扭转医保基金亏损的局面。

“初战告捷，我们看到了希望。为了遏制药品层层加价，实行了‘两票制’，要求药品从药厂卖到一级经销商开一次发票，经销商卖到医院再开一次发票，极大减少了中间流通环节。我们还在全国率先将城镇职工医保、居民医保、新农合三类医保经办机构整合为医疗保障基金管理中心，负责药品限价采购与结算，切断了医院与药品耗材供应商之间的直接联系，斩断医疗回扣这一灰色收入。”詹积富说。

同时，改革医院和医生收入分配机制，提升阳光收入水平：把医院工资总额与药品耗材、检查化验、床位收入等脱钩，实行“全员目标年薪制、年薪计算工分制”，院长、总会计师的年薪由同级政府财政统一发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