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读博士的时候，就知晓语言人类学界有一介奇人——芝加哥大学的特伦斯·特纳教授（Terence Turner， 1935—2015）。据说他生前有3—7本的已经写好的书稿藏在自家抽屉里，永远觉得没准备好出版。其中一本甚至在20世纪70年代已经被接受出版，样本都已印出，芝加哥大学还根据这个样本给了特伦斯·特纳终身教职，所有人都认为这本与结构主义形成最有意义的对话的人类学理论巨著即将面世。结果这位奇人左手拿到终身教职，右手就把书从出版社撤了下来，借口说还要改改。芝加哥大学等这本书出版的时间将近半个世纪，直到我博士毕业一年后，这位奇人过世了，这本书仍然没有出版。其间，特伦斯·特纳没有出版任何一本书。从他的学生和同行们口中得知他惊人的博学，而且一直被认为是最有可能作出人类学理论突破的学者，但他只出版过一些他认为能够为他研究的巴西原住民卡亚波部落（Kayapo tribe）争取到政治权利的文章。直到今天，大部分人类学家都只知道他是所谓的左翼行动派，甚至完全没有听说过他。而他的学生和芝加哥大学的同行们都一直惋惜他最强的理论探索只以手稿的形式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芝加哥大学的研究生和老师们之间传播。

结构主义是始于19世纪的一种方法论，由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创立，经过维特根斯坦、让·皮亚杰、拉康、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罗兰·巴特、阿尔都塞等几代哲学、社会学与语言学和人类学家的演化与批判，已成为当代世界的重要思潮，和分析语言、文化与社会的研究方法之一。简单来说，结构主义探索一个文化是透过什么样的相互关系（也就是结构）被表达和诠释的。

2017年，那本当年为特伦斯·特纳教授在芝加哥大学拿到终身教职的书《豹的火》（The Fire of the Jaguar）终于在他过世2年后面世，这是芝大学者们，尤其是在“占领华尔街”运动后已经背弃北美学界、自我放逐到英格兰的美国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极力推动的结果。格雷伯亲自写了导读，而这篇导读本身就是很好的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梳理与评价的理论力作。格雷伯在导读的最后一段写到，希望这本书能成为人类学理论经典为后人铭记与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