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嘉祐七年（1062），四十三岁的司马光接到朝廷诏令，应试知制诰。知制诰，即为皇帝起草各类文书，参预机密，宣布中外，处于最高决策中枢。

按照惯例，入选知制诰还需经过考试，比如同样担任过知制诰的欧阳修就曾说，本朝立国百年来，未经考试而直接任命者，也就是陈尧佐、杨亿与他区区三人，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此时的司马光正当盛年，政治前景可谓一片远大。孰料，司马光连上九道奏章，坚决请辞。在写给其恩师、也是父亲好友庞籍的信中，司马光详细解释了为什么不愿出任知制诰的原因：我虽然自幼苦读经书，也偶有所得，但深知天赋有限，更兼性格使然，对于写文章实在毫无兴趣；尽管也十分羡慕那些妙笔生花之人，但加于自己犹如邯郸学步，只恐贻笑天下。或许是为了表明请辞决心之坚定，司马光不惜自曝其短：我当初年轻时为了科场应试，还勉强学点作文之法；在您幕下时出于职责所系，也勉强为您写过一些公文，但自从离开您以后，再无动笔，即使写给亲朋好友的书信，也都是请人代劳，如今让我再重拾旧业，于国于己都是祸害啊！洋洋洒洒写了那么多，归结起来就是一句话：写文章这活我干不了，也不想干。所幸宋仁宗体恤司马光的赤诚恳请，最终收回了成命。

今天许多人还在为写材料、做文章抓耳挠腮、心烦意乱时，古人即使如大学者司马光也一样为之黯然神伤，避之唯恐不及，思虑至此，或许也可以心下释然了。而面对这样一位不爱写文章尤其不爱写公文的司马光，曾国藩在编选《经史百家杂钞》时怕是也倍感为难。显然，对于这样一位史学巨擘、思想大家，遗漏过去是不合适也是不能够的，但既然人家都说写文章非其所长了，那么，究竟辑选何篇呢？或许只有了解了这一层，才会对《杂钞》中司马光唯一的一篇作品—《汉中王即皇帝位论》有更深的理解（不算《杂钞》于叙记类中所选《通鉴》若干记事）。

公元220年，曹丕逼迫汉献帝所谓“禅位”，代汉建魏，第二年，刘备也在成都称帝，改元章武。如果说此前《资治通鉴》的叙事一直遵循周、秦、汉的主线脉络，并无争议，但当曹丕与刘备分别称帝后（孙权于公元229年在武昌称帝），特别是刘备所立国号仍旧为汉，《通鉴》的历史叙事究竟以谁为“正统”，就成了司马光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了。

正统问题历来是中国政治哲学的一个核心问题，正如孔子在回答子路问政时所说，“名不正，则言不顺”，“必也正名乎！”秦汉以后，关于王朝的更迭通常以五德终始说进行阐释，但随着魏晋南北朝以及唐末五代延续至辽宋夏对峙客观情状的出现，简单的五德说已无法解释两个、三个甚至多个政权并立的问题。何为正统，都会带来一系列衍生的问题。以南北朝为例，正如南宋时洪迈所说，以南朝为正统，则陈朝之后无所终；以北朝为正统，则北魏往上无所起。对此，作为司马光编纂《通鉴》时的助手刘恕提出了自己的意见：“魏、晋、南北、五代之际，以势力相敌，遂分裂天下……安得强拔一国谓之正统，余皆为僭伪哉？”然而，尽管谁为正统可以存而不论，但《通鉴》的叙事却必须进行下去，换言之，面对秦汉以来第一次不是大一统的局面，当司马光最终决定采用以曹魏而非蜀汉来作为叙事主线时，就必须拿出过硬的理由，这也是他在刘备称帝后写下这一篇《汉中王即皇帝位论》予以解释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