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以来，盛行碑颂，同时伴随着规模浩大的吊祭与私谥活动。颍川高士陈寔声名隆重，世称“陈太丘”，深得天下士人敬重。他去世后，“海内赴者三万余人”，“四方至者车数千乘”。当时首屈一指的文学家蔡邕为其撰写碑铭，大将军何进遣使吊丧，司空荀爽、太仆令韩融等百余人皆为其披麻戴孝，“执子孙礼”。如此浩大场面，在东汉竟并非孤例。比如同时期的郭泰，去世后亦有万余人前来送葬，为其刻碑立铭。

建安十年（205），“魏武帝以天下凋敝，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按照《宋书·礼志二》的叙述逻辑，曹操“禁厚葬”与“禁立碑”二事都是为了提倡薄葬，这符合他的“俭德之志”。纵观曹魏一朝，虽有证据表明“禁碑”得到了有效贯彻，但从传世碑刻（如《曹真残碑》《孔羡碑》《王基残碑》《范式碑》等）来看，仍有少部分人有资格立碑。对于这种前后“矛盾”的情况，已有多位学者揭明，所谓“禁碑”，禁的是“门生、故吏不经朝廷批准擅自立碑”的情况，而非是反对这种纪念形式。禁止私人评议，将立碑权收归中央，能让曹魏统治者进一步掌控舆论与话语权，进而加强自身统治。

曹丕代汉前后，官方至少立了三块碑，分别为《大飨碑》《上尊号碑》与《受禅碑》。汉代君王立碑的情况是极少见的，除光武帝刘秀泰山封禅时所立之碑，鲜少能见此例。学者徐冲指出，在这样一个时代，“石碑反而是备受精英阶层认可的纪念装置”，皇帝权力作为立碑主体，“在多元场合积极使用石碑，以为王权的象征与纪念”。石碑无疑是曹魏君王行使其权力的凭借，但它是否只是一处“纪念装置”呢？结合碑文与群臣的劝进文书来看，曹魏诸臣为曹丕代汉构建了一套颇为完备的政治话语，而这几块石碑，亦是汉魏禅代的有力见证。

南征与大飨

在禅代之际首先亮相的是《大飨碑》。延康元年（220）六月，曹丕南征，七月回到曹氏祖地—谯县，在这里举办宴会，大飨将士与父老乡亲。“大飨礼”起源于周代，原是天子款待贵族最高规格的礼仪，由演奏乐歌、体荐飨醴、宴乐、宾射、赏赐、赋诗等六项主要内容组成。“诸侯献捷于王”，是天子大飨的原因之一，为表示重视，一般由周公或天子本人亲自主持。汉魏之际的情况已有不同，曹操以军功起家，驱除群雄；曹丕子承父业，欲效仿曹操执三尺剑扫荡天下，故而亲征。

六月初七（辛亥），曹丕治兵于东郊；是月十四（庚午），遂南征。关于此次南征，北宋史家司马光以为不确，改写为“王引军南巡”。近世史家卢弼亦持此见，他认为，曹操、孙权此前为翦除关羽已达成合作意向，“曹公表权领荆州牧，权遣校尉梁寓奉贡”，曹丕没有理由这么做。而后又引何焯“丕将行禅代之事，治兵以备非常，又欲饰其迹，托之南征”予以佐证。那么，曹丕真的没有理由吗？

按，《三国志·吴主传》中的一段记载值得重视：“（220年）秋，魏将梅敷使张俭求见抚纳。南阳阴、酂、筑阳、山都、中卢五县民五千家来附。”梅敷是柤中夷王，活跃于襄阳以南，为求生存，经常见风使舵；南阳郡在襄阳以北，此地因徭役苦重而屡生叛乱，民众还曾与关羽联合。尽管曹仁镇压了侯音、卫开等人的叛乱，但南阳县民对曹魏政权的不满是显而易见的。

从地图上看，襄阳西北方向由远及近分别是酂县、阴县、筑阳、山都、中卢，这五县县民迁徙，不需要经过曹仁屯驻的宛城（南阳最北部），就能顺利抵达襄阳郡，而后入荆南，徙江东。因此，这两方人马都有可能投靠孙权，但时间却对不上。陈寿将这两件事发生的时间笼统地记载为“秋季”，但在七月，孙权已卑辞向曹丕上书：

权本性空薄，文武不昭，昔承父兄成军之绪，得为先王所见奖饰，遂因国恩，抚绥东土。……近得守将周泰、全琮等白事，过月六日，有马步七百，径到横江，又督将马和复将四百人进到居巢，琮等闻有兵马渡江，视之，为兵马所击，临时交锋，大相杀伤。卒得此问，情用恐惧。权实在远，不豫闻知，约敕无素，敢谢其罪。……事业未讫，甫当为国讨除贼备，重闻斯问，深使失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