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张仲景与《伤寒杂病论》（以下简称《伤寒论》），相信若非专门学习中医学，恐怕大多数人只是但闻其名而未读其书。但实际上，《伤寒论》与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许多我们熟悉且常用的中药方剂，其实均源出《伤寒论》。如书中记载的小柴胡汤，它可以说是许多家庭的常备药物，如今通常以颗粒冲剂的面貌出现，就是大家常见的小柴胡颗粒。我们一旦得了伤风感冒，并出现或寒热往来、或胸胁苦满、或食欲不振等症状，若于此时服用小柴胡汤，往往能起到缓解病情的作用，轻症的甚至可能一剂而愈。如此看来，《伤寒论》在今天依然发挥着护佑人们健康的重要作用，试问我们怎能不认真识读这部医书呢？
候色验眉 穿胸纳饼：仲景生平二三事
《伤寒论》，东汉末年张仲景著。但《后汉书》《三国志》都没有仲景的传记，甚至连广泛搜集汉末三国史料为《三国志》作注的裴松之，以及召集众多学者为《后汉书》作注的章怀太子李贤，在他们各自的注释之中也没有只言片语提及仲景，以致仲景的生平被笼上一层迷雾，显得颇为“神秘”。
何以正史不载仲景？这确实是千古之谜。而史书记载的阙失在古代便已招致批评。唐代史学家刘知幾便十分不满“当三国异朝，两晋殊宅，若元则、仲景，时才重于许、洛……而陈寿《国志》、王隐《晋史》，广列诸传，而遗此不编。此亦网漏吞舟，过为迂阔者。”
所幸的是，北宋林亿等人在校订《伤寒论》时，在序中引用了唐代甘伯宗《名医录》对仲景的记载，这也是目前已知较为完整记载仲景生平的史料。序云：“张仲景，《汉书》无传，见《名医录》云，南阳人，名机，仲景乃其字也。举孝廉，官至长沙太守。始受术于同郡张伯祖，时人言识用精微过其师。所著论其言精而奥，其法简而详，非浅闻寡见者所能及。”
根据《名医录》简单的记载，可知仲景名为张机，南阳郡（今河南）人，曾被推举为孝廉，官至长沙太守（因此后世尊称他为“张长沙”）。一开始他跟着同郡张伯祖学医，当时的人都说他识用医术的精微之处已超过了他的老师。仲景的著论言语精微奥妙，方法简要详细，并非浅闻寡见的人所能比得上的。
仲景为南阳郡人，古今均无异议。但具体在南阳郡何处？后世又衍生出两种说法。清代《古今图书集成》引《襄阳府志》说他是“南阳棘阳人”（今河南新野），又引《张仲景先生祠墓记》说他是“涅阳人”（今河南邓州）。此外，《河南通志》也说“张机，涅阳人”。东汉时棘阳、涅阳均属南阳郡。然而仲景究竟是棘阳人还是涅阳人？史料阙如，难以定论，不妨见仁见智。
尽管《名医录》保存仲景生平之功不可没，但目前已知最早提及仲景的史料，却是出自三国西晋时期皇甫谧《针灸甲乙经》的序言之中。其序略云：“上古神农始尝草木而知百药，黄帝咨访岐伯、伯高、少俞之徒……其论至妙，雷公受业传之于后。伊尹以亚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中古名医有俞跗、医缓、扁鹊，秦有医和，汉有仓公……汉有华佗、张仲景。”皇甫谧不仅将华佗、仲景视为东汉时期并驾齐驱的名医，而且将他们纳入中医学传承谱系之中，认为他们与历代名医一脉相承，以此显示出两人医门位置关键，医学成就巨大。
皇甫谧在序中还记载了仲景两件事。在发展医术上，仲景“论广伊尹《汤液》为十数卷，用之多验”。在行医治病上，仲景曾为王粲诊病。王粲，字仲宣，东汉末年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号为“七子之冠冕”，是建安七子之中文学成就最高的一位。
当初，仲景遇见了“时年二十余”的王粲，对他说“君有病，四十当眉落，眉落半年而死”，并告诉他服用五石汤可免于此病。但王粲“嫌其言忤，受汤勿服”。三日之后，仲景询问王粲是否服汤，王粲自称已服，但仲景瞧他“色候固非服汤之诊”，便叹息道“君何轻命也！”然而王粲年少气盛，我行我素，依然不服汤药。二十年后，王粲果然眉落，眉落之后再过了一百八十七天（约半年），便去世了，终如仲景所言。据此，皇甫谧评价仲景的医术“虽扁鹊、仓公无以加也”。
此外，皇甫谧在他另一篇文章《释劝论》中称“华佗存精于独识，仲景垂妙于定方”，再结合仲景论广《汤液》及劝王粲服用汤药之事，可知仲景十分擅长方剂之学。
不仅如此，仲景似乎还会外科手术。东晋葛洪《抱朴子·至理》声称“元化能刳腹以浣胃，仲景穿胸以纳赤饼。”元化即华佗，他剖腹洗胃之事详见于《后汉书·华佗传》。仲景与华佗齐名，自然也“不甘落后”，竟然能实施开膛手术，并将红色的药饼放入病人的胸中，然而此事他书无载，首见于此，姑且存此一说以广异闻。
更有趣的是，北宋《太平御览·方术部三》引《何颙别传》（以下简称《别传》）还补充了仲景其他史料。其云“同郡张仲景总角造颙，谓曰：‘君用思精而韵不高，后将为名医’。卒如其言。颙先识独觉，言无虚发。王仲宣年十七，尝遇仲景，仲景曰：‘君有病，宜服五石汤，不治且成，后年三十，当眉落’。仲宣以其贳长也，远不治也。后至三十，疾果成，竟眉落，其精如此。仲景之方术今传于世。”北宋《太平广记·医一》引《小说》载仲景与何颙、王粲交游一事与此略同。
《别传》与皇甫谧都提到了仲景为王粲诊病，但哪种说法更可靠呢？据《三国志·王粲传》记载，王粲于“（建安）二十二年春，道病卒，时年四十一”。倘若我们采信《别传》的说法，我们不妨从王粲终年四十一岁往前倒推三十年，那他便在十一岁那年遇见仲景，与《别传》所说“王仲宣年十七，尝遇仲景”自相矛盾，不可从。
倘若我们采信皇甫谧的说法，还是从王粲终年往前倒推约二十年，他那便在二十岁左右遇见仲景，与皇甫谧所说“仲景见侍中王仲宣，时年二十余”相契合。而此时约为建安二
年（1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