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期间，邓小平主要负责晋冀鲁豫地区工作，先后担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129师政委等职务，并担任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始终坚守在抗战前线，为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他曾先后三次奉中共中央命令赶赴延安，分别参加了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1939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1945年中共七届一中全会，在会上发言并参与重要决策，其间还积极参加各界众多重要活动。

首赴延安：坚决拥护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

为挽救民族危亡，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救亡大旗，经过不懈努力，同国民党实现第二次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1937年11月，王明带着共产国际的指示由苏联回国抵达延安，在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否定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强调“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错误主张。由于王明强调传达的是共产国际的指示，那时共产国际在党内有很高的威望，因此其言论不免影响众多与会者，许多人对党自洛川会议以来进行的统一战线工作产生了怀疑，作了“自我批评”，导致党内思想的混乱。

毛泽东针对王明的指责作出回答，认为“洛川会议战略方针是对的”。由于毛泽东等人的坚决抵制，王明的错误主张未能形成会议决议，但右倾错误情绪已经在党内蔓延。

王明在负责中共中央长江局工作期间，其右倾错误进一步发展，将自己凌驾于中共中央之上，公然违背党的纪律，不经毛泽东的批准就擅自以毛泽东的名义发表公开谈话，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严重妨碍党的各项工作的正常开展。

1938年8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带着共产国际的新指示由苏联回国到达延安，在随后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国际认为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及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为统一全党思想，继续做好统一战线工作，清除王明右倾错误的影响，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于9月至11月在延安召开。远在太行山区抗日前线的邓小平奉命赶赴延安参加会议。

1938年8月8日，邓小平“收阅朱德、彭德怀的电报，通知他9月5日前到集总去延安，参加9月20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此时，邓小平正在抗日前线。15日，彭德怀致电邓小平，通知他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前到9月15日开会，要求他于9月1日赶到总部与彭一道启程赴延安。18日，邓小平由南宫启程去师部。25日，抵达八路军总部。28日，邓小平和彭德怀从故县镇启程，经壶关、陵川、高平、晋城、阳城、垣曲、渑池、西安赴延安，9月11日到达。这是邓小平在抗战时期第一次来到延安。

9月29日至11月6日，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召开，这是自1928年中共六大以来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全会。全会肯定了党自洛川会议以来实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毛泽东在会上深刻地批判了王明的“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错误主张，指出“国民党的方针是限制我们发展，我们提出这个口号，只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是完全不应该的”，会议基本上纠正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错误。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扩大了党内民主，加强了党的纪律，再一次肯定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批准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克服了王明右倾错误对党的工作的干扰，实现了党的坚强团结。后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说：“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

邓小平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坚决拥护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10月6日，邓小平依据自己在抗日前线以及与国民党合作的经验，在会议上发言。在谈到国民党问题时，指出“国民党投降妥协危险严重存在，虽然有所好转，但必须估计到两面性，必须准备万一”，“事情应向着坏的方面想，提高自己警惕”；针对华北问题，提出华北的主要任务在于由下至上的巩固；关于游击战争，应从坚持华北抗战着眼来开展游击战；关于政权问题，指出要提高对政权工作的注意，淘汰部分坏分子，党要完全把握政权的改革以及参议会的建立，同时也要好好安置同情分子；涉及军事问题，强调要学习晋察冀整军精神，注意实质，同时也要加强干部学习，搞好军队同地方党的关系。10月29日，邓小平在会上作《关于地方工作的报告》，具体阐述了关于敌后根据地的建党、建政、武装斗争等问题。

11月5日，毛泽东在全会结论中提到：1933年在中央苏区对邓小平等同志的打击也应取消。这个决定，是对邓小平多年来工作的极大肯定，是邓小平个人政治生涯中的一件大事，成为其摆脱人生中第一次大挫折的标志，实现了由“大落”到“大起”的积极转变。9日，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北方局委员。

邓小平在此次会议上以自己在抗战前线的亲身工作经历表达了对党中央正确方针路线及毛泽东领导核心地位的积极拥护，同王明的右倾错误进行了坚决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