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作为生产力，自工业革命以来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推动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科技改变了人类的生产和生活，一方面，科技拓展、延伸了人的精神和肉体边界，实现了人的发展；另一方面，科技也使人日益归于对工具的依赖，并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受控于工具的趋向。这种情况在信息技术与数字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尤其突出。于是，围绕技术变革对人、社会、政治、经济等产生的影响的思考也达到了人类社会迄今为止最丰富的水平。在数字化、智能化、AI、ChatGPT、新质生产力等一派热烈讨论的声浪之中，数字技术的运用带来了封建结构的重返、造成了封建权力的重构以及封建支配关系的行使的观点令人惊诧、也令人深思。

持此观点的人包括：美国芝加哥大学Kirkland and Ellis杰出法律服务教授埃里克·A.波斯纳（Eric A. Posner）和被誉为“经济学界的神童”的政治经济学家、普林斯顿大学的E.格伦·韦尔（E. Glen Weyl），这两人在其2019年出版的《激进市场》一书中指出，今天的技术“不仅剥削了用户数据的经济利益，还阻碍了个人发展，因为技术奴隶的任何投资都会被平台剥削”。《技术封建主义》一书的作者、法国经济学家塞德里克·迪朗（Cédric Durand）和希腊前财政部长亚尼斯·瓦鲁法基斯（Yanis Varoufakis）则阐述了技术封建主义对经济的影响。英国萨塞克斯大学创新经济学教授玛丽安娜·马祖卡托（Mariana Mazzucato）、纽约州霍巴特和威廉·史密斯学院政治学系教授朱迪·迪恩（Jodi Dean）、《美国展望》杂志创办人、联合主编、布兰迪斯大学教授罗伯特·库特纳（Robert Kuttner）、享誉世界的欧洲左翼经济学、社会学家、德国科隆大学社会学教授沃尔夫冈·斯特雷克（Wolfgang Streeck）、密苏里大学教授迈克尔·哈德森（Michael Hudson）等西方新左派学者甚至将技术封建主义的影响直指政治制度，认为其构成了“社会制度倒退”。

塞德里克·迪朗在《技术封建主义》中明确指出：数字技术和智能算法统治下的资本主义，已经不是一种资本主义，而是一种新型封建主义。

技术封建主义的因袭：从虚拟资本到无形资产

2014年，迪朗出版了《虚拟资本：金融怎样挪用我们的未来》一书，围绕资本主义的金融化问题展开论述，他通过对欧元危机背后深层次原因的分析，揭示了金融化与全球化之间的复杂关系。正是缘于对虚拟资本有深刻的理解和认识，若干年后，当他构建《技术封建主义》的研究框架时，分析的切入点选择了“无形资产”，而非他人常用的新圈地运动的“领地”概念。

因为看到了货币像梨树结梨一样具有创造价值、提供利息这一属性，并意识到货币的这种增值过程与通过生产过程以及对劳动力的剥削而形成的增值不同，前者具有泡沫性质，迪朗提出了资本主义金融化是“秋天的标志”的观点。

十年后，随着全球市值最大公司名录的变化——从2000年的以石化、零售和金融集团为主的公司到20年之后以数字技术领域的高科技公司为主——迪朗意识到：金融不再是资本主义的唯一问题，金融化资本主义逐渐让位于另一种经济秩序，即由数字高科技公司主导的经济秩序，它以取代了“华盛顿共识”意识形态的“硅谷共识”意识形态为基础，以成功创业型“精英男士”企业家为象征，建立在计算机代码、设计、数据库或程序等可以无限复制而不失其内在品质的非竞争性资产基础之上，通过这些无形资产实现增值和获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