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1月，方湛经过一段时间的自主训练后，独自随商业协作队攀登都日峰。他在都日峰的积雪过膝的坡上，每走一步，腿就陷下去一大截。方湛后来回忆道：“我们的队员上到一定的海拔就打算下撤了，全队只剩下了我。这时我突然想起了1998年北大攀登卓奥友峰的时候，当时的社员曹峻说的一句话——‘一人登顶，全家光荣’……所以即使只有我能登上去，也算是我们社团登顶了！”经过两天艰苦的无保护半自主攀登，仅仅成立不到两个月的北京外国语大学登山队，于11月28日11：37登顶海拔5440米的都日峰。

一个个高校登山社团追随着山鹰社的足迹追逐高山，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有着远超以往的物质基础，却也面临着前人不曾面临的困境。这一切，要从1990年的北大宿舍楼里说起。

01｜孤独的先行者

曹峻快步穿梭在北大的29号楼和31号楼之间，这里是新世纪重新修建的学生宿舍——灰砖白瓦且每间宿舍配有一个阳台。穿过了这两座楼，便是曾经32号宿舍楼所在的地址。如今，北大还是那个北大，32号楼却早已不复存在。

1988级的曹峻，是山鹰社的第二任社长，如今深圳登协的主席。他身形不高，皱纹早已爬上额头，一头圆寸也已经有些花白。看着他，你很难把他和一位多次登顶8000米雪山的登山者联系起来。但走在北大的校园里，他的精神头却不输身边的年轻人：身板结实，思维敏捷，语速很快且中气十足。“北大变了好多。”曹峻说。当年，曹峻他们便是在32号楼的夹缝练习传统攀岩的技巧，也是靠这吸人眼球的一幕进行社团招新。毕竟，在一片在摊位上举着牌子吆喝的招新社团中，一个以“飞檐走壁”当招牌的社团，着实让人不禁驻足观看。

而曹峻加入山鹰社，却纯属巧合。当时初创的山鹰社还叫做北大登山协会，协会的创始人李欣和刘劲松碰巧就在曹峻宿舍的隔壁进行社团招新。曹峻回忆道：“那时候看什么都觉得新奇，什么都想试试，登山这个事情，没见过，想象中也应该很刺激，就参加了。”

值得注意的是，山鹰社并不是中国第一个高校登山组织。早在1985年，中国地质大学登山队就参与过那木那尼峰的中日联合攀登，还走出了后来中国登山协会的主席。

在山鹰社创立之初，同期还存在名为“北京高校登山联盟”的组织，彼时参与的成员已经有北京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中国石油大学、中国林业大学等知名高校。遗憾的是，这个组织创立之后便没了音讯，北大自己的登山协会反倒迫不及待地跑进了山里。

1990年夏天，考完了期末考试，大家纷纷收拾行囊踏上归途，燕园中来往的学生随之日渐稀少。然而，怀揣着登山这一炽热梦想的曹峻，却在学校里迟迟没有出发。曹峻一行人要去青海的玉珠峰，这是社团建立后的第一次雪山攀登，为此已经艰难地准备了几个月：他们需要学习使用安全带和绳索，但是学校没有攀岩场地，就在32号楼的楼缝上练；他们也没有钱，但是队员硬是靠关系从天津一家鞋厂拉到了7500元赞助。他们没有任何登山装备，学校不松口，中登协也不敢给予正面的支持，一些成员便以个人的名义借了冰镐和冰爪给他们，可是中登协的装备也很落后，用着木质镐柄的行走镐和10齿冰爪，这些都是欧美登山者三四十年代使用的装备。勉强拼凑齐了此行的装备后，每个人系上一块写着北大名字的黄布作为队服，激动地憧憬着即将到来的攀登旅程。

作为学校下属的社团，曹峻一行人想要行动必须经过学校批准。可期末考试已经结束了两个多星期，他们却迟迟不见学校的反馈。于是，几个人心一横：社团都已经成立了，无论如何也要去试试！就这样，11个人坐上了去往青海的绿皮车。玉珠峰这座山圆圆的，看起来很简单，却给了他们一个下马威。好不容易花了7天把大本营建立起来，5000米的海拔高度却让大家的身体起了高原反应。所有人头痛欲裂，而李欣简直是吐得天昏地暗，在此情况下，李欣只得在一名团队骨干的陪同下撤退。

玉珠峰的攀登最终取得了成功，不过，由于没有经过学校同意擅自行动，分管学生工作的副书记告诉曹峻：先写检讨，再开庆功会！

玉珠峰登顶后，曹峻成为了北大登山协会的第二任社长。为了让更多人加入这个社团，曹峻将社团的名称从冷峻的“北大登山协会”改为了“山鹰社”。更名之后，山鹰有了更高的目标，6000米拿下了，他们想去征服7000米，去登慕士塔格峰。

02折翼

几个大学生想去登慕士塔格，最先需要解决的就是资金问题。90年代初，一名普通职工的月薪不过几十元，因而动辄上万元的登山费用，只能靠拉赞助来获得。曹峻三人抱着一本厚厚的黄页，对着上面的电话挨个儿打过去，询问对方有没有兴趣提供赞助。吃到一个又一个闭门羹后，曹峻并没有心灰意冷，而是决定换种思路继续试试。

1991年，209米的京广中心在北京国贸一众建筑物里拔地而起。彼时，改革开放刚刚走完第一个10年，民间对登山还没什么认知，对于大学生去登山更是感到新奇。有新闻价值就会有曝光，有曝光就有广告效应，这也为拉赞助提供了不小的便利。在日资企业和美资企业比较密集的国贸，曹峻一行人拎着厚厚一大摞活动资料，上楼挨个儿敲门询问。一些日资企业中出身高校登山社的人，愿意以个人身份出资赞助。其中，赞助的大头来自美资企业可口可乐。幸运的是，团队中恰好有在北大学习中文的美国留学生Jon Otto。曹峻便马不停蹄地拉着Jon -起到可口可乐刷脸，顺利地谈下了这笔赞助。

然而，攀登慕峰险象环生，这也让初出茅庐的山鹰第一次认识到了雪山的威力：攀登未始，一名队员高反下撤，被诊断为急性脑水肿；攀登路上，两名队员在山上失联长达7天；另外两名队员在海拔7000米处被困，没有睡袋硬扛了一夜。回京的列车上，不比以往的欢声笑语，高傲的山鹰沉默了，队员们甚至一度以为团队面临解散的危机。

但这远不是山鹰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刻。

方翔回忆道，事故发生之前，他从山鹰社内部感觉到一点较劲儿的气息。尤其在1998年北大登卓奥友峰成功后，后来者总想要比前人更进一步，这也是人皆有之的竞争欲。1999级的方翔那时在山鹰社负责装备管理。恰逢毕业实习，方翔选择放弃去希夏邦马的机会，却在事故发生后以另外的方式参与其中。事故发生于8月7日，从8月到9月，活着回来的队员都陷入了一种极度颓废的状态中。“山鹰社是不是要没了？”这个问题不断盘旋在所有队员的头脑中。

而北大却令人意外地展现了它独有的魄力，山鹰社没有被取缔，“北大的校训就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这是北大百年的精神传承，五四运动从这里开始不是没有缘由的。”方翔说。从8月中起，那段时间，山鹰社频繁召开研讨会，复盘、分析事故的始末和原因，会议常常开到深夜，方翔也时有参与。开完会，大家便编写会议报告，写出的材料摞起来足有七八公分厚。

2003年，山鹰社决定回到起点重新来过，重登玉珠峰。为了避免再次出现希峰的悲剧，这年5月起，山鹰社开始执行一项答辩制度——在活动成行之前，山鹰社的活动安排要面对严格的审查答辩，委员会将对项目计划百般刁难，但凡有半点疏漏，整个计划便要从头作。“北大将始终支持登山队员。”时任北大党委副书记的王登峰在面对东方网的采访时说，“山鹰社虽由于不可抗力因素而遭遇重大挫折，但队员们挑战自然、超越自我、勇攀高峰的拼搏精神不应遭遇挫折。山鹰社在此之后会变得更加坚强，更加成熟。”

03从加入组织，到脱离组织

虽然山鹰社在希夏邦马山难的动荡中幸存，这个事件对于社会的影响却在持续发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