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11月9日，上海《时报》的《本埠新闻》栏目刊载一则简短消息《蔡谔（锷）十周年昨日之公祭》：

昨日为蔡公松坡十周年忌日，松社同人暨各学校团体等公祭于文监师路华商别墅正厅。上午十一时开祭，与祭者为袁伯夔、沈卓吾、陈云抟、陆鼎揆、潘公弼、刘放园、徐新六、徐寄庼、陈叔通、张东荪（中国公学）、杨明皓女士（爱国女学）、翁国勋（民福学校）、刘汉成、王锦文、吕兆熊、王鑑秦（以上四君为蔡公旧部）、徐志摩、林炎夫、霍鑑五、符晓芙数十人。公推袁伯夔主祭，上香奠酒毕，齐向神主行三鞠躬礼。

后面还附有祭文，在此从略。同日上海《新闻报》刊载消息《昨日公祭蔡松坡》，内容几乎无异。二百来字的新闻让人眼前一亮，这是徐志摩、蔡锷产生直接联系的第一次，也是徐志摩研究的新见史料。名单里的袁伯夔、徐新六、张东荪、陈叔通声名卓著，陈叔通后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不过至今知名度最高的是蔡锷、徐志摩。1926年11月8日，蔡锷逝世十周年，北京、上海、长沙等地纷纷举行纪念活动，其时徐志摩、陆小曼举行结婚典礼后即南下上海，寄寓北洋大学同学、东吴大学法学院院长吴经熊家，徐志摩旅途中不忘参加蔡锷公祭，可见颇为上心。以此为线索梳理文献，可以发现徐志摩和蔡锷的一段隔世缘。

徐志摩与蔡锷结缘，离不开梁启超、蒋百里以及张君劢、张嘉璈。二张是徐志摩原配张幼仪之兄，张嘉璈还担任蔡锷遗孤教养协会的评议员和驻沪会计主任。1915年8月，在父亲徐申如的陪同下，徐志摩到北京大学入读预科，一度寄居在锡拉胡同蒋百里的家里。徐家、蒋家是世交姻亲，徐志摩称蒋百里为“福叔”。后来，通过蒋百里、张君劢介绍，徐志摩成为梁启超的入室弟子，与蔡锷、蒋百里成为同门师兄弟。有学者认定，蔡锷经常到锡拉胡同蒋百里家密谋反袁，徐志摩在蒋家认识了蔡锷，后来留学美国入读克拉克大学社会学系，参加“陆军训练团”“国防会”，都有来自蔡、蒋的很大影响。大约1915年8月23日，徐氏父子抵达北京，11月11日蔡锷离开北京，其间，徐、蔡有见面的可能，也符合情理，但目前未见确证。由此看来，徐、蔡之间可能只有文字缘，甚至是隔世缘。

1913年7月，徐志摩在杭州一中校刊《友声》第一期发表《论小说和社会之关系》，一时文名鹊起。从题目、观点、文风都能看出受到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的影响，日后也得到徐志摩确认。其实，关于小说和文学的看法，梁启超和蔡锷是互相启发、互相借鉴的。1898年12月，梁启超在《清议报》发表《译印政治小说序》，指出小说尤其是西方政治小说的重要作用。1901年元旦，蔡锷在《清议报》发表短文《小说之势力》，指出小说尤其是西方小说的重要影响。1902年初，蔡锷在《新民丛报》发表《军国民篇》，多处涉及小说和文学：如今汉民族堕落败坏不堪，其原因在教育、学派、文学、风俗、体魄、武器、郑声、国势等方面；要提倡激发忠义气节、爱国救亡之情的文学，要追求“不斩楼兰终不还”的豪迈之诗词，要改造“非佳人则才子，非狐则妖，非鬼则神，或离奇怪诞，或淫亵鄙俚”的旧小说，从而改造国民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