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即民间风俗，指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文化生活。民俗产生于特定民族、时代和地域中，服务于民众的日常生活，并且在形成之后，对于社会行为、语言以及心理都有规范作用。也正因民俗产生于社会生活，影响着社会生活，民俗文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作家的文学创作，继而在文学作品中常常会出现关于民俗的描写。张爱玲的小说发生背景虽多为上海或是香港，她也从未在安徽生活过，但或许是在血脉传承之中，她和安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张爱玲出自名门也是她初显文坛的一大关注点，尤为引人注目的便是她的曾外祖父李鸿章。不仅如此，她的祖父张佩纶也和安徽有一定的关系，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写道：“我的祖父印塘（1797—1854），字雨樵，曾任安徽按察使。太平天国时期，李鸿章于1853年返回安徽办团练，‘与印塘曾共患难’。这是我祖父后来成为李鸿章东床快婿的原因之一。”这样威名赫赫的家族背景，张爱玲却在十几岁时才有所耳闻，她在得知《孽海花》小说即以祖辈的故事为原型创作的之后尤为好奇，还缠着父亲刨根问底。张爱玲出生在上海公共租界的张家公馆，这所房子正是李鸿章送给自己的二女儿李菊藕，即张爱玲祖母的陪嫁之一。自天津回到上海后，正是在这个别墅中，她常常听到家人或杂役（大多为皖籍）自豪地提起“我们老太爷”（指李鸿章）、“相府老太太”（先指李鸿章夫人，后来则是指李鸿章嫡长儿媳），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无疑会赋予张爱玲非同常人的身份属性，带给她李氏大家族的煊赫家声，以及故纸堆中的一个个传奇故事。张爱玲虽然宣扬“成名要趁早”的理念，她也是在早年就创作出了非常多广为流传、堪称经典的作品，但这一显赫的身份背景却从未被她当作过什么重要的宣传或是资本，更多的是，这样没落家庭的氛围在创作上给她带来的真实感知。

张爱玲的父亲和母亲就像是站在时代河流相反方向的人。张爱玲的父亲有着众多没落贵族的陋习，例如吸大烟；而张爱玲的母亲却是旧社会中的进步女性，在张爱玲四岁时便赴欧洲留学，四年后返回上海，于两年后离婚。在这段缺少父爱、母爱的童年时期，张爱玲和弟弟一直由家中保姆照顾，其中张爱玲的专属保姆何干影响着她的生活。“姊姊还会缠着保姆说故事，唱她们皖北农村的童谣，但我一句也没有学会”，张爱玲家里的佣人和“多数的亲戚家里的佣人都是从李菊藕家乡荐来的”，这是《雷峰塔》中沈家佣人的原型。张爱玲在保姆何干那里听闻了解大家族的往事，习得礼仪规范，也听到不少用皖北乡音说的乡间故事，这在她年少的时光中倍显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