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鲁迅《写于深夜里》

鲁迅的著作是我的最爱，它陪伴我渡过种种难关，直到现今床边总有一册《鲁迅全集》放着，睡觉才觉踏实。而先生的这本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尽管已经被翻得破旧，我仍不时翻看，读到《写于深夜里》一文，文章开头便是：“野地上有一堆烧过的纸灰，旧墙上有几个划出的图画，经过的人是大抵未必注意的，然而这些里面，各各藏着一些意义，是爱，是悲哀，是愤怒，……而且往往比叫了出来的更猛烈。也有几个人懂得这意义。”此文在我，则读于负暄时。

穿越时空，透过迅翁的笔下，我实在难以承受这“生命中难以承受之重”。作为一位不朽的思想家，鲁迅的文字光照万古，能够启蒙开智，我相信！

所谓“取熔经义，亦自铸伟辞”，仅凭这些裹带痛感、沉郁深重的字句，先生及其作品获得了无与伦比的穿透力。我敢说，普罗大众仍然活在“鲁迅时代”。

读《知堂书话》

闲来无事，或许为了排遣莫名的情绪，神差鬼使地翻出老旧的《知堂书话》读读，以求平复不宁的心绪。随手翻到一页，读来惊心动魄：“盖据我多年杂览的经验，从书里看出来的结论只是这两句话，好思想写在书本上，一点儿都未实现过，坏事情在人世间全已做了，书本上记着一小部分。”（周作人《灯下读书论》）印象当中，知堂先生的笔墨散淡、清爽，文风隽永，文字皮里阳秋，惯于言不及义。面对这些直击心扉的语句，我感到这是知堂先生经历了无数人事后的披肝沥胆之言。我不禁责怪自己平时读书太少，其实世界就是一部大书，需要人们摆脱浮躁，静心研读。

说来奇怪，知堂老人有何魔力，寒舍竟藏三部不同版本的《知堂书话》，第一种是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二种是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三种是岳麓书社2016年版，编者锺叔河，著名的出版人，十余岁起即喜读周作人文。1963年起和周作人通信，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在岳麓书社任总编辑时，即开始印行周氏自编文集，1986年编辑出版了《知堂书话》。2016年修订再版，由最初选编周作人作品集的锺叔河先生在以往版本的基础上增删篇目，重新分类编订，分为“曾收入自编文集或译文集的文章”和“未入集的文章”两大类，每类分别按写作或发表时间排列，共五册行世。

读毕树棠《螺君日记》

恋爱中的青年钱锺书愈发英姿勃发，给当时交往的师友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如毕树棠就是一例。毕树棠（1900—1983），山东文登人，名庶滋，号树棠，笔名犹民、忧民、民忧等，民盟成员。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他开始登上文坛，曾任天津《民国日报》主笔。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重回清华大学担任讲师，并应清华文学院院长朱自清之聘，在文学院主讲《小说选》。《螺君日记》是毕树棠的一部日记集，其中1932年12月5日，毕树棠记：“晚间钱锺书君来访，议论风生，多真知灼见。论文学史，分‘重要’与‘美’两种看法，二者往往为文学史作者所缠夹不清，其说极是。钱君对明清文学特有研究。谓清代之幕府犹如欧洲十七世纪之Salon，细思之，委实相似，惟Salon多贵妇知客，幕府则多青衫，罕见红袖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