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秋天，在布衣书局买了一册《知堂古籍藏书题记》，精装毛边，略翻后，就放在一边了。今年春节患了感冒，久未康复，其他书也不想读，就将这册集子拿出来，先全部裁开，然后竟一气读完了。其实最初是想看看周作人的题记，当作未收入文集的小品来看，因为这册书的整理者谢冬荣先生供职于国家图书馆，翻读了馆藏的周作人藏书，其中有很多未曾披露的题记。但此回读来，在欣赏周氏题记的同时，也关注了周氏古籍藏书的情况，竟颇有收获。此前，读周作人的文章，总觉得周氏文章博雅，是一流的文章家，但从未把他作为藏书家来看待，这是自己过去关注不够的地方。这次读谢先生整理的这册《知堂古籍藏书题记》，可以看出，这些经周氏题记的古籍，多是其看重乃至喜爱的，虽然并非宋元珍稀刻本，但也有不少稀见版本。而周氏的集藏亦是很成系列的，并非漫无目的。周作人的藏书，不是为了专门收藏而购买，而是与他的读书研究兴趣高度一致的。尽管目前尚无一册《周作人藏书目录》，但从披露的书目来看，大体便是如此。

周作人勤于搜罗，甚至多少有些偏门，正因如此，他的文章写来，才能够别开生面，而非老生常谈。这次读谢先生整理的这册《知堂古籍藏书题记》，更是有这样的感慨。这些系列收藏的稀见书籍，他甚至还没有来得及系统地介绍和研究。先说稀见，很多书目前只在个别图书馆有收藏，诸如他多次征引的《湖雅》，我就曾按图索骥，试图寻来一读，才发现此书从未在国内整理出版，只有一册残卷，收录在1972年日本出版的《中国食经丛书》中，发行二百五十册。国家图书馆藏有《湖雅》一册，我甚是怀疑此即苦雨斋藏书。读这册《知堂古籍藏书题记》，起初很是惊讶，因为周作人对于他看重的藏书，不但写有题记，而且盖有印章，有些甚至盖有多枚。在浏览的过程中，发现盖“苦雨斋藏书印”的最多，亦有多本古籍盖有“知堂收藏越人著作”的印章，后来我对整本《知堂古籍藏书题记》进行梳理，共一百二十册写有题记，涉及“越人”的著作便有三十二本，占到了四分之一多。

这次读《知堂古籍藏书题记》，我对周氏于乡邦文献搜集的热衷，有了更深的认识。在《武林失守杂感诗百首》题记中，周作人写道：“二十一年五月从杭州抱经堂得此册，系民国七年抄本。纸墨粗恶，诗亦不甚佳，但因系乡邦文献，故改订藏之。五日，作人记于北平西北城之苦茶庵。”在《传芳录》的题记中，周作人写他前日刚阅《越缦堂日记》，其中有涉乡贤议论，并谈到《孟学斋日记》中提及这本《传芳录》，第二天自己便得到了这本书，故题记中写道：“昨游厂甸，忽见此书，喜出意外，亟购以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