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或许可以追溯到三十年前——1994年下半年的时候，王一川教授主编的多卷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问世，小说卷收录金庸的作品而将茅盾排除在外，自然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所在。但对于一位刚刚进入大学的中文系学生而言，“并不广为人知”的穆旦被推上诗歌卷的首位，或许才是更值得注意的事实。

之后也有过一些阅读和谈论，但能够记起的画面不多。更确切的行动，应该是世纪之交的时刻，穆旦最终被选定为我硕士毕业论文的选题——其时，穆旦研究（包括文献整理）的总体格局未定，论文主要是基于文本的细读或所谓思想的辩诘，也做了历史寻访的工作，我曾去南京图书馆、南京大学图书馆等地查阅原始资料，得见穆旦早年诗集和若干早期诗歌的发表本，注意到了不同版本间所存在的差异。（近乎一种直觉，当时并没有所谓版本、底本、异文等概念。）而随后《悲观的终结》的写作以及采访杨苡、杜运燮、江瑞熙（罗寄一）、郑敏等人，大概可算是新的开始。实际上，四位友人在同一个时段来谈穆旦，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见《“他非常渴望安定的生活”——同学四人谈穆旦》，2002）内容很丰富，道出了许多非亲历者不能体察的内容，所勾描的“非常渴望安定的生活”而不得的穆旦形象也生动可感，以致自己当时学识的浅薄、眼界的有限以及访谈技术的粗糙，似乎都不那么醒目了。

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聚沙成塔、集腋成裘，关于穆旦研究的文字已成系列，侧重点自然是各有不同。《穆旦年谱》处理的是编年问题，《穆旦与中国新诗的历史建构》是史论的路数，《穆旦诗编年汇校》着眼于版本，《一个中国新诗人：穆旦论集》是专题论文集，《穆旦研究资料》（上、下册，与李怡教授合编）是研究文献的汇编，《幻想底尽头：穆旦传》则可说是综合性的写法——这么说似乎有点奇怪，实际上，这关乎传记的写法。基于并不算短暂的研究生涯和比较多的传记类文字的写作，我愈发倾向于认为：二十世纪的文化语境盘根错节，复杂难辨，传记（也包括年谱）类著作很有必要突破传（谱）主的单一性文献的局限——突破的力度越大，越能呈现出广阔的传记知识背景，也就越能呈现出复杂的时代面影。由是，一部传记，对写作者的综合能力——如何融入传主的人生、写作、时代诸方面因素，又能保持必要的平衡——是不小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