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时完成了《旧制度与大革命》的翻译工作，我长长松了一口气，如释重负。这本书并非大部头的论著，篇幅相对较短，但是一开始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我作为译者就颇有顾虑，事实也证明翻译过程并不轻松，为完成这本书的翻译工作，译者必须面临诸多挑战。

首先，《旧制度与大革命》是法国历史学家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1805—1859）的经典名作，已经存在若干译本，重译名著本身对译者来说就是一种挑战，有著名译本的珠玉在前，译者在着手翻译之前就会感到无形的压力。

其次，本书于1856年在法国出版，书中描写的法国社会更要追溯到1789年大革命之前。所言之事发生在二百多年前、距中国八千公里之外的异国他乡，所以，书中提到的法国社会制度、政治制度、行政机构、社会环境、人物事件等诸多方面对于译者来说相对陌生。虽然现在处于信息社会，资讯发达，但是译者仍需要花费不少时间和精力去查找资料、了解背景，才能顺利完成翻译工作。

再次，本书出版于1856年，恰好在那一年，清王朝和英法两国爆发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朝末年距今年代久远，当时的汉语和现代汉语存在不小的差别，以此类推，没有学习过法语的读者也不难想象，当时的法语和现代法语的差别恐怕也不遑多让，所以对于译者来说翻译难度相应增大。单纯从文字出发，译者阅读原文、正确理解作者本意更加困难。

最后，就是翻译工作的时间限制。当今翻译市场普遍以“多快好省”为标准，很多翻译项目把时间压缩得很短，不利于译者安心工作，从长远看也不利于保证译文的质量。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却能够逆“唯效益论成败”的潮流，专注于作品本身。负责本书的董曦阳编辑充分信任译者，给予充足的时间，从不施加压力。对此，我感到十分幸运，更希望借此机会表达深切的谢意。

回看《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本书本身，作者在前言部分开宗明义，说明创作这本书的目的不是记录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而是研究大革命这个给法国乃至世界带来深刻影响的历史事件。作者查阅了法国旧制度时期留下的海量档案资料，包括土地赋税清册、三级会议记录、陈情书、赋税记录、官员通信等，以坚实的历史资料为基础，从中提炼、总结出旧制度的特点，分析大革命为什么在法国爆发、大革命为何呈现如此走向，以及大革命之后的法国社会等主题。作者希望在这部作品中把历史和哲学结合起来，对这段历史做出思考与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