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故乡之书

峡河，是陕西70后诗人、作家陈年喜丹凤老家的一条河。“峡河西流去”，是陈年喜在《南方周末》所开的散文专栏的名字，也是他最新散文集的书名（陈年喜：《峡河西流去》，湖南文艺出版社2024年版）。中国的河流，绝大多数都是向东流，峡河也不例外，只是由于在陈年喜的老家，峡河经历七十里的西流之途，才折向东与丹江汇合，所以，“峡河西流去”并非虚言。

《峡河西流去》是陈年喜的第四部散文集，也是他以故乡峡河作为书名的第一本书。书名中有故乡，也有作者对逝者如斯的感叹，其中含藏着些许无可奈何，却也不乏事后的豁达——毕竟，作者是历经生死病苦，并因此而炼就了心胸的。

一如书名所示，《峡河西流去》是部故乡之书。虽然在此前出版的《活着就是冲天一喊》《微尘》《一地霜白》等几部散文集中，陈年喜或在零星文字中，或在个别篇章中，也曾多次写到故乡，但在《峡河西流去》中，他才以更为细密的笔触，集中书写了故乡。

在该书“自序”中，作者回顾自己的经历，说“我这半生，和两个场域扯不断理还乱，一个是关山万里的矿山，一个是至今无力抽身的老家峡河”。他的诗歌和散文写作，也大致从这两个方面展开。其中，有些文字主要写矿山生活，有些文字主要写家乡山村的生活，许多文字则两者兼有，只是篇幅多少而已，如作者所说，两个场域“扯不断理还乱”。而其所写，有自己，更多的则是他人。因此才称得上是一部故乡之书，而不只是自我之书。

陈年喜从小到大生活在峡河边的山村，那里有他的父母、他的妻子、他的家、他的根。待他长大成人，需要担负起养家糊口的重任，而在贫瘠闭塞的农村又找不到生活的出路，实在没办法，才外出打工——尤其是去离家不远的矿上干活。做工的地点，从离家不远的伏牛山、灵宝，到愈来愈远的长白山、鄂尔多斯、山东玲珑、新疆喀什地区的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接近边境的地方。可谓天南海北，备尝苦辛。如此经历，也并非他独有，而是与他一样的一代乃至几代山村青壮劳力所共有的。仿佛共同的脚本，不同的只是细节。陈年喜的经历固然丰富、传奇，甚至不乏悲苦，与他一样外出打工的乡邻们，进而在中国大地上上亿的外出务工者们所经历的，又何尝不是如此？甚至有人为此搭上了生命，或者牺牲了身体的一部分，导致不同程度的工伤或残疾，鲜有人能全身而退——陈年喜牺牲的则是颈椎和肺。

天南地北的打工生涯并非单纯的离家、离乡，在另一个空间场域中展开生活。毋宁说，那里没有生活，只有工作和休息间隙。对于千千万万的打工者来说，打工生活算不得真正的生活，真正的生活在另一头的家乡，在一家人的团聚，在日复一日的家长里短和烟火中，虽然外出打工的生活，从时间上来说远远多于在家。

也因此，他们走得再远，也不可能不回头反顾。陈年喜也一样，他心系着家，家里大大小小的事一次次拉扯他回到家乡：孩子出生、父母生病、乡邻去世……更不用说逢年过节，能回家的时候总是要回家。即使平时回不了家，也要通过书信、电话与家中联系。于是，在家乡与打工地之间，就拉扯起更为繁复的情感牵系。

不过，虽然打工的时候常年离乡，切肤的生活经历，却并没有让作者对家乡产生牧歌或乡愿式的美好想象与回忆——这是很多早年生活在农村，后来通过读书而在城市中落脚的人们常会在文字中展露的倾向，实际上也是虚假的倾向，并因其虚假而使得他们地写作变得无效。

身为农民而又不得不成为“（农）民工”的陈年喜，没有奢侈和浪漫的机会，没有对家乡产生那种乡愿式的顾念。他清楚地记得小时候的事，记得在农村时做义工、“大会战”，记得乡村生活中的质朴与狡黠、互助与计较、温情与紧张……记得几代人为什么背井离乡外出打工。但他宽容、豁达，并不苛责个体，而是对过往的人与事，都抱以回望和理解的释然。（《1998年的乡村逸事》）

当然，在这释然里，也有无奈、叹息和徒然的观望。尤其是随着人口的流失，乡村无可挽回地衰败。一如农村里曾经热闹的年戏，已多年不再上演（《年戏》）。就此来说，陈年喜的散文和诗歌写作，其中相当分量，是他生于斯长于斯、他的父辈们生于斯葬于斯的乡村几十年的发展与衰落史。包括作者写到的从乡居到城镇的过渡（《村居现状忧思录》），它的复杂，以及作者对它难以割舍的眷恋：“打工生涯里，我见过数不清的野棉花，在北疆，在青海，在风沙漫天的毛乌素边缘，夏天它们是花，秋天它们是棉，但西沟岭上的野棉花，是最壮观的、最温暖的。”（《摩托记》）这些文字，可说是“月是故乡明”的当代版注释。

不过，陈年喜并没有因此而美化乡村，同样重要的是，他没有在文字中“卖惨”，而是通过清简疏朗的文字，写下略带伤感的真实记录。就此来说，陈年喜的乡村书写与此前梁鸿、黄灯等人的乡村书写一起，构成了新世纪以来，尤其最近十余年以来关于乡村的新图貌，也为我们理解当下的中国农村，提供了真实可信、切实可依、清朗可读的非虚构文学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