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在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读书，毕业留校古籍研究所，后到校出版社做编辑。期间接触和受教于一些校内外从事文史教学和研究的先生，有四十出头的中青年学者也有年过八旬的老专家。他们学行风范各异，但都温润博雅，又极为“可爱”。后来的经历让我明白，真正的“权威”或“先生”，是最没有架子而朴实亲切的人。我和他们年龄、学识都相差得太多，但机缘运会，在我向学之初就遇到了这些好老师，是他们把我引入社会，领进学术殿堂。我尊他们为先生，恭敬地执弟子之礼。他们都是有着生动故事和不凡经历的大德先生。

那时候，常听他们讲课、说话。他们讲课、说话也许并不生动，但却非常精彩。他们从不依赖表情和动作，也没有什么噱头，讲的是实实在在的学问。他们的话语能力极强，用词、用语都很简单，能把一件事情讲得生动而又通俗易懂，绝不故作高深。有些东西，听他们一说，好像就知道了、明白了。他们才思敏捷，知识面极广且见解丰富。好些事情听他们讲过不只一遍，每回聆听，都觉得别有风致。我其实在乎的是说话的人，是谁在对我讲、对我说。树无九枝，人无十全，这些先生是人不是神，不可能十全十美，但他们是可以触类旁通、闻一知十的人。他们身上有一种亲切、平常的东西，就像邻家大爷。他们的离去，让我很难过，我知道再也没有人可以这样和我讲话了。

这些美好的过去，这些过往的先生，不仅使我回忆和遐想，更让我品味与感悟，并倍加珍惜当下的一切。人生不一定要做成点儿什么，而是要不断地去经历些什么。有些事，做了，才算不辜负此生一番际遇，和际遇中的那些先生。

黄永年：做学问重实证不讲空理论

黄永年（1925—2007），江苏江阴人。1950年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分到交通大学任教。1956年随交大迁西安，第二年被错划成右派，1962年摘帽后安排在交大图书馆。1978年调入陕西师范大学，1981年任副教授，1982年任教授。1983年任古籍整理研究所副所长，1987年任所长。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教育部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委员。代表作有《唐代史事考释》《唐史史料学》《古籍整理概论》《古籍版本学》等。

一九八四年，我毕业留校。九月开学，负责行政的周炜老师带我去见黄永年先生，黄先生说要考考我，周老师就回办公楼了。我心里紧张，对古籍整理毫无概念，不知如何应考。先生靠在书桌前的藤圈椅内，歪着脑袋、抿嘴朝我微笑。感觉在哪儿见过？并非想象中的那样严厉和学究。我端坐在门口的杌凳上，大脑快速运转，想回忆有关古籍整理的知识，可竟然浮现出电影《渡江侦察记》中情报处长在江边摸大炮口，歪着脑袋坏笑的样子。他怎么长得和电影演员陈述那么像！大概见我神情诡异，黄先生用他那江阴普通话问我：中学在哪里读的？中文系都开些什么课呀，读过哪些文史方面的书啊。这时我一下轻松了，七七八八地说了我都学了哪些课程，读过什么书。黄先生边听边问，当我津津乐道诗文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时，他皱起了眉，大不以为然。随即，便讲了过去中文系或国文系是如何讲课，要学生老老实实弄懂作品的具体内容，怎样诗史互证解决实际问题。哦，这我还知道一些，那时文史相通，没有严格的断代界线，陈寅恪、缪钺先生都是同时应聘国文历史两系，或一年在中文系，一年在历史系。聊了一会儿，大概看我脑子也还算清楚，也读过点儿闲书，知道些史实和掌故，先生便说：现在你就是我的学生了，以后我开的课你都要来听，就叫我黄先生吧。从此我便入了黄门，跟黄先生工作、读书八年，使我得窥学问的门径。多年来不敢稍事懈怠，最终虽未继续从事学业，但也未曾辜负先生教诲之情。

黄先生学识广博，治学贯通文史，尤精于考辨。在中古史及版本目录学、古籍整理等领域被公认为大家，其他诸如古典文学、碑刻学以及诗词、书法篆刻等也都卓有建树。用先生自己的话说，是“都写过自认为过得去的文字”。套用胡适的话则是，“总算不曾做过一篇潦草不用气力的文章”。黄先生自言没有“家学”，但“学有师承”。他的多位老师，吕思勉、顾颉刚，还有先是老师、后来成为岳父的童书业先生，都是公认的一流学者或曰学术权威。黄先生是读其书而慕其人，对老师充满敬仰，但并不盲目崇拜，他写过不少与陈寅恪商榷或补正的文章。早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就发表了《读陈寅恪先生<狐臭与胡臭>兼论狐与胡之关系》，文章发表后把剪报寄给陈先生，陈先生让夫人唐筼代笔作复，还附赠了陈先生刚发表在《清华学报》的《长恨歌笺证》抽印本。黄先生总说：跟老师，主要学的是治学态度和方法。

黄先生极其聪明，兴趣范围广，欣赏境界高，做学问往往用常见史料于人熟视无睹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在许多领域都颇有建树且有深入研究。黄先生早年研究过先秦史，熟读前四史，《左传》更熟到大体能背诵。但他另辟蹊径做了隋唐史，晚年上溯到北朝做了点儿北齐、北周政治，一来避嫌怕人说剿袭老师，二来也避免重复。顾先生兼治历史地理、民俗学，童先生兼治陶瓷史、绘画史，而黄先生涉及书法、碑刻学，还有版本目录之学；哲嗣寿成师兄有黄先生、童先生的基因，做学问也尽量避开老先生的方向，主要做了魏晋南北朝，并继承了其父的碑刻学、目录学，也懂版本，现在是陕师大的历史教授、博导。

师母童教宁是西安市十二中的老师，童书业先生的大女儿。黄先生跟我讲，做了童先生的学生后，大概一九四八年，童先生托在上海博物馆工作的承名世先生做媒，把他的大女儿童教宁许配给黄先生。那时黄先生和师母还没见过面，因童先生说了就马上答应，但回答说要请示母亲。童先生便拉开抽屉翻来翻去，找出了一张指甲盖大小的师母小姑娘时候的照片，让黄先生寄到常州给母亲看，黄先生的母亲很快也回信同意了。童先生仨闺女没有儿子，对黄先生疼爱有加，一直当儿子看待。童师母后来一直住在陕师大，我去黄先生家时，总是太师母来开门。

黄先生培养学生，要求极严，对我也一样。一入师门就让准备两个本子，以便每周交替使用，写读书札记，他要检查。第一年重点读《四库提要》，还要和其他经部、史部要籍的阅读同时进行。古人云：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学者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但读《四库提要》不能代替读原典，这也是老辈学者共同的读书经验。邓广铭先生早就提出过治史的四把钥匙：目录、年代、职官、地理。顾廷龙先生也在《明代版本图录初编》序中称“不习目录”、只知“一家之言”的人是“井底之蛙”，见到好书也会入“宝山空返”。那时的一些研究生被称为“九三学社”，即早上睡到九点，下午睡到三点。先生便经常下午两点过了就去敲宿舍的门，把他们都叫起来读书了，他才到办公室工作。黄先生是懂版本、熟文献的，开有“史料学”课，很讲究文献的使用，写文章时哪些书是一手材料能引，哪些史料不能用都很有讲究。他常说，翻开一本书，只看注释的书和版本就能看出作者是不是行家。我们写文章都十分小心，不能冒傻气丢了先生的人啊。

那些年，史学领域引入西方各种理论，以改变研究方法。黄先生不以为然，他重实证，也并非不重视理论和方法。早年佩服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和顾颉刚古史辨派用新方法研究古史，后来也教过马列主义。先生是要求结合实际，不管什么理论，都要有史料支撑解决实际问题，而不是拿理论乱套历史事实。为此，他请顺访西安的美籍华人、维吉尼亚州立大学汪荣祖教授，来讲西方史学理论，重点要强调国外也并未奉所谓“三论”为圭臬。几十年后，我在北京带汪先生去蓝旗营看辛德勇兄的藏书，聊起当年他来西安讲学，还提到黄先生让他讲美国史学界未用“三论”研究历史的往事。

黄先生喜欢与人聊天儿，聊到高兴处便问：“人都说我像演情报处长的陈述，怎么样？”歪着脑袋咧嘴笑着，“像吧。”那神气，极像天真的小孩儿！他所谓的聊天儿，是聊掌故逸闻，也品评人物、讨论问题及治学方法和选题。聊天儿便是一种教学方式，还是前辈学者传授知识的重要途径。其形式活泼，点化启智，无拘无束。据说当年黄侃就常带学生漫游，白天访古观今，晚上围坐喝酒聊天儿，酒喝完了，课也便上完了，学生回去睡觉，老师又接着手批一卷白文十三经。我同学宋林生的父亲是西北大学的宋汉濯教授，早年考入北大，毕业于西南联大。带的学生如费秉勋、陈华昌、贾三强等，也是如此教学。一般不在教室照本宣科、一板一眼，而是各读各的书，各写各的文章。每学期来了谈假期的见闻和读书心得，先生加以点评，再布置些书回去读，写读书札记，有了心得来和先生汇报交流，先生则给予指导。黄先生常感叹现在的学生，达不到这种水平，这种教学方式也行不通了。

黄先生很严厉，眼里不揉沙子，做得不对的事，他看不惯一定要说、要骂！说黄先生骂人，包括陕师大一直流传的先生在教学楼关灯、关水龙头的事，都是真的。老先生经历过困难时期，看到大白天教室亮着长明灯、学生食堂门口的龙头长流水，那是一定要去关的，对那些视而不见的老师和同学也是要训的。一九七七年国家公布的《第二批汉字简化方案（草案）》试用了一段儿就废止了，可学校发的文件中把副校长、副教授的“副”字还打印成“付”，办公楼里副校长门上挂的牌子仍写作“付校长”，黄先生多次找到校长办公室去批评教育他们，直到文件和门牌上不再出现废止了的简化字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