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桩延续二十年知识产权案例的剖析
书名：《二十年之诉》
（揭示中国知识产权发展进程中的国际较量与复杂矛盾）
作者： 杨黎光
出版社： 作家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22-06
ISBN： 9787521218527
定价： 79.00
第七章 失落的药业
第三节 西药东渐
有历史记录的西药东渐，最早始于1843年英国人于上海开设怡和洋行，代理西药进口业务。
化学药得以在中国开枝散叶，诊所和药房合而为一的西药房扮演了关键角色。
1850年，屈臣氏药房在广州沙面开业，这是中国最早的西药房。它的前身为东印度公司药官哥利支（又译“郭雷枢”）于1828年在广州十三行开设的“广东医局”，后为英商屈臣氏叔侄所继承。
差不多同一时期，美国医生伯驾创立“新豆栏医局”，后由嘉约翰接手，改名广州博济医院，其后北京、上海、宁波、厦门等地的西医院，多是博济医院同仁所创办。
博济医院催生了中国近代西药业。1882年，六位博济医院的华人医生共同出资开设“泰安大药房”，这是国人开设的第一家西药房。
“泰安大药房”除销售进口西药外，还自制简单的西成药，如疳积饼、癣药水、罗氏补气血汁等。
1902年，曾在博济医院学习的梁培基，创办了中国第一家西药厂——梁培基药厂。当时华南地区疟疾盛行，他以特效西药“硫酸奎宁”为主要原料，配以中药甘草粉、滑石粉，在国内首次以中西医结合的方式制成“发冷丸”，因疗效对症，风靡一时。
广东梁培基开风气之先，在“东方明珠”的上海，则有民国药业大亨——药业托拉斯黄楚九和“西药大王”项松茂，创新引领国内药界进入近代史上的高光时刻。
黄楚九的实业生涯堪称传奇，其商战故事亦让世人津津乐道。
他早年随母学习家传中医眼科医术，后在上海开设诊所“颐寿室”，不久迁入法租界，改名中法大药房（上海延安药业有限公司前身），自制并销售中成药，兼售西药。
黄楚九的第一桶金来自他将一款自配的药汁，打出美国“艾罗博士”（艾罗即yellow的音译，指黄本人）研发和“强壮民族”的招牌，变身山寨西药“艾罗补脑汁”。
市场反应非常火爆。一个原因是他广告宣传做得好，“强壮民族”的口号迎合时人心境。另一个原因是他在处方中加入了一种易上瘾的咖啡因，消费者服食后普遍感觉精神振作，特别有效。
黄楚九还开发过一种叫作“天然戒毒丸”的戒毒制品。这个戒毒丸的主要成分是积壳若干、广陈皮若干，外加吗啡0.0004克。每当吸毒者毒瘾发作，痛苦难熬的时候，只要服下该丸，立时缓解。
当时正值1907年清政府与英国缔结新约，计划十年禁绝鸦片；1909年在上海举办的万国禁烟大会也刚刚开过，“天然戒毒丸”因此供不应求，大赚特赚。
1907年，黄楚九与夏粹芳、谢瑞卿、陈烈清等人合资创办了著名的五洲大药房，并将谢瑞卿研制的一种“博罗德补血药”（“博罗德”是英语“血”的译音），改名为“人造自来血”，大获成功，成为五洲大药房的发家产品，并同时在中国香港、东南亚诸国注册、行销。
1911年，谢瑞卿借退股以要挟黄楚九，黄楚九为了反制谢瑞卿请来了项松茂任经理。项松茂接手五洲大药房后，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并积极引进欧美、日本等国的先进制药技术，研制出女用调经活血的“月月红”“女界宝”，健胃补虚的“补天汁”，健脑润肠的“树皮丸”，清血解毒的“海波药”，化痰止咳的“助肺呼吸香胶”等多款新药。
与此同时，在项松茂治下，五洲大药房主打品牌“人造自来血”越战越勇，不但远销欧美，还先后在巴拿马和费城举行的世界博览会上获得大奖，其名声之巨大，竟引致一些西方药商的碰瓷。
1915年，就有德国商人在五洲大药房旁开设普恩药局，出售补血药片，袭用“人造自来血”商标。为此，项松茂向德商严正交涉未果后，向工部局巡捕房提出诉讼。最终德商败诉，被勒令停止生产，产品全部销毁。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特殊的租界之地，本土的五洲大药房能干净利落地拿下这个针对德商的知识产权官司，成功维权，实属不易，也足见当时五洲大药房的声威之盛。
五洲大药房如日中天之际，黄、项二人难免各怀心事。幸而俩人财“商”不低。经过数轮磋商，双方达成了皆大欢喜的资产置换协议：黄楚九将五洲大药房的股份全部转让给了心心念念的项松茂，项松茂则将他所拥有的“新世界游乐场”的股份，让给了有心开辟娱乐业新战线的黄楚九。
二人一别两宽，各掀各的风浪。
黄楚九打造出了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他涉足制药、娱乐、药草等多个行业，拥有中国第一家综合娱乐场上海大世界游乐场及中华电影公司、上海大戏院、麦司脱糖果店、三星地产公司等上百家公司，人送绰号“百家经理”，一时无人匹敌。他也没有放弃助其发家的本业制药业。1927年黄楚九发起组织新药业公会并被推举为主席，旗下拥有21家医药企业、100多个品牌药，是名副其实的药业托拉斯。
无独有偶，黄楚九与项松茂一样，成功赢得了与日本公司的药品名称、商标官司，在近代国内药企涉外知识产权诉讼史上，再留一段佳话。
1909年，黄楚九得到一张“诸葛行军散”的古方，同时参考自己祖传的《七十二症方》，研制出“龙虎牌”人丹，并很快走俏市场。
1917年，日本东亚公司眼看人丹严重威胁到了他们的仁丹，便控告人丹是“冒牌”“侵权”，要求中国政府勒令停产。
黄楚九毫不示弱，专门聘请上海著名大律师，据理申辩：“人丹”和“仁丹”药品名称不同，仅仅是名称上的谐音而已，况且商标名称为“龙虎牌”，根本不存在冒牌的问题。双方各不相让。
结果，黄楚九与日本人打了十年的官司，甚至上诉到北京最高法院机关，终于在1927年打赢了官司——终审判决“人丹”和“仁丹”两药各不相干，可以同时在市场上销售。
诉讼期间，极具现代营销意识的黄楚九利用这一涉外诉讼，通过报纸大做宣传文章，更让“龙虎牌”商标家喻户晓，大收其利。
黄楚九的疯狂扩张给他带来了滚滚的财富，同时也给他埋下了失败的种子。晚年受世界经济危机影响，黄楚九投资地产失败，1931年1月19日因心脏病突发离世。
项松茂独掌五洲大药房后，将之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自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在他的励精图治下，五洲大药房成为一家现代化制药企业，其技术和设备堪称国内翘楚。
五洲大药房按照各国药典的不同规格，用中草药炼制酊剂软膏，自制牛痘疫苗、醚精、纳夫他林、硫酸亚铁柠檬酸等化学药用原料，同时生产各种针剂、成药。
项松茂还设立林德兴工厂仿制德国“蛇牌”外科手术器械和医院设备，成为我国外科手术器械制造的鼻祖。
此外，项松茂还将他的制药和制皂产业相结合，设立固本肥皂厂，一举成为著名的“肥皂大王”。
1920年，项松茂将五洲大药房与固本肥皂厂进行重组，创建“五洲固本肥皂药厂”，内设制皂与制药两部，并收购了德商亚林化学厂、中华兴记香皂厂等相关化工企业，发展为上海最大的化工药品制造企业，也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制药企业。
就在项松茂带领“五洲”直追欧美同行之际，他和他的制药王国突遭厄运。
“九·一八事变”后，项松茂积极投入抗日救国运动，任上海抗日救国委员会委员，代表五洲大药房和其他5家药房登报声明“不进日货”；并将厂内全体职工编组成义勇军第一营，自任营长，聘请军事教官严格训练，规定职工下班后军训一小时，积极备战，从而招致日军仇视。
1932年“淞沪会战”爆发。1月28日傍晚，有日军军车驶近位于上海北四川路老靶子路（今武进路）口的五洲大药房第二支店，遭我爱国志士狙击。
次日上午，日军和浪人包围该店，强行闯入搜查，发现义勇军制服和抗日宣传品，即将11位留守职工全部缚捕而去。
项松茂闻讯后，义愤填膺，决定亲往营救。同事们劝阻，他说：“11位同事危在旦夕，我不去营救，如何对全公司负责？贪生怕死还算什么总经理？”说罢登车而去，寻找营救途径。
30日，项松茂突遭日军劫持，押到江湾日军军营。面对日酋，他怒斥日本侵略罪行。次日，项松茂惨遭杀害，并被销尸灭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