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康元年（220）六月，曹丕南征，仅一月有余，孙权就卑辞求和，蜀将孟达亦同时率部来降。随后，意气风发的曹丕来到曹氏家族的祖地—谯县，在此举办了盛大宴会，以飨将士与父老百姓，同时刻碑立铭，以为纪念。前文已述，曹植所书《大飨碑》前半部分歌颂曹丕南征之功业，后半部分则记录宴飨之盛况，又不乏对“白虎青鹿”“雨龙灵龟”等祥瑞之兽的描写。

若只聚焦此例，似乎可以认为，曹植描写“祥瑞”，能体现他丰富的想象力。但就在这件事不久后，魏国各地纷纷呈报“祥瑞”，文武百官见状，以为天命将现，遂联名上书曹丕，请求他登极称帝。因此，在诸臣劝进文书（十七次）与汉献帝下达的禅位诏书（四次）中，总能看到他们对“天命”的强调。在这前后出现的几块石碑，除《大飨碑》外，《公卿将军上尊号碑》《受禅碑》与《孔羡碑》乃至后来的鼓吹辞曲，亦记录了当时的“天命”。

毫无疑问，“天命”在曹丕南征与代汉之间充当了重要媒介。那么，曹魏群臣是如何理解并利用“天命”的？出于汉魏禅代的需要，曹操、曹丕父子的功业又该如何化作“天命”，成为曹丕代汉的终极凭借？

一、汉道陵迟，天命终去

古繁阳亭所在之地，位于今河南繁城镇，这个昔日不过是一个亭级单位的小地方，因为见证了曹丕受禅，而被一跃升格为县（当时的行政区划级别由大到小为：郡、县、乡、亭）。在这里，“天命”落于魏氏，故曹丕称帝后，命人撰刻《上尊号碑》与《受禅碑》；幸运的是，这两块碑免于战火侵袭，一直保留到了现在。《上尊号碑》与《受禅碑》记录的时间都在曹丕称帝之前，前者为十月二十七，后者为十月二十九。

以《上尊号碑》为例，夏侯尚“都督南方诸军事”与鲜于辅、阎柔、杨秋“位特进”都是在曹丕践祚后，足见这两块碑并非实时而立，而是对禅代的追述。彼时已经代汉的曹丕，为何还要命人立碑，仅仅是为了纪念吗？

按，《上公卿碑》开头所载四十六位重臣，大多都能在史书上找到，其排位基本按照三公（相国华歆、太尉贾诩、御史大夫王朗）、重号将军（车骑将军曹仁、辅国将军刘若、虎牙将军鲜于辅等）、都督（曹真、曹休、臧霸等）、外姓武将（徐晃、张辽、朱灵等）、南匈奴单于呼厨泉、九卿（奉常邢贞、郎中令和恰、卫尉程昱、大理锺繇等）、禁卫将校（步兵校尉任福、射声校尉吴质、武卫将军许褚等）的顺序，不再赘述。而后，碑文载群臣联名上奏所言，开篇即云：

臣等前上言，汉帝奉天命以固禅，群臣因天命以固请，陛下违天命以固辞，臣等顽愚，犹知其不可，况神祇之心乎？宜蒙纳许，以福海内欣戴之望。而丁卯制书诏臣等曰：“以德，则孤不足；以时，则虏未灭；若以群贤之灵，得保首领，终君魏国，于孤足矣。若孤者胡足以辱四海，至乎天瑞、人事，皆先王圣德遗庆，孤何有焉？是以未敢闻命……”

这里要先介绍一下当时的背景。按《三国志·魏书·文帝纪》，延康年间祥瑞频现，尤其在曹丕南征之后，“祥瑞”规模越来越大，结合《宋书·符瑞志》以及《太平御览》《艺文类聚》等类书所引《魏略》《魏志》等曹魏官方国史，不难看出：在曹丕代汉前夕，魏国境内的“祥瑞”不仅种类齐全，且分布广泛，造成了极大轰动。群臣遂以此为由，挨个向曹丕劝进，最后又联名请求他代汉称帝。曹丕接连辞让了十七次，直到第十八次回令，才以一个“可”字表示同意。

曹丕从十月二十八日开始受禅，二十九日即天子位，因此，群臣在二十七日的劝进，实际就是对前十几次劝进的高度总结，至于结果，即开头所见“汉帝奉天命以固禅，群臣因天命以固请，陛下违天命以固辞”。不难发现，汉献帝、群臣与曹丕都围绕“天命”这一主题反复论证。所谓“天命”，可以理解为“天意”，即上天（天帝）的意志。那么，时人是如何确认“天意”的呢？

这离不开当时流行的几个学说，如“天人感应”“新五德终始理论”“谶纬神学”等。其中逻辑不难理解：

人间诸事被“天”获悉后，会降下他的意志，按照好坏，大概可分为祥瑞与灾异。灾异主要包括自然灾害（地震、蝗灾、旱涝等）与天象（日食、月食、彗星等）；与之对应的祥瑞，则是一种“吉兆”。根据类型，有象征美好寓意的自然现象（甘霖、嘉禾等）以及祥瑞之兽（黄龙、凤凰、白虎、灵龟等）；按重要程度，唐人将其划分为：大瑞、上瑞、中瑞与下瑞。黄龙、凤凰等神兽是大瑞，嘉禾、芝草、连理枝等为下瑞……

秦汉以来的“天下一家”秩序，令皇帝—天子这个“大家长”必须承担起治下臣民的生存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