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名扬四海。后世有唐恪者，于宋徽宗政和年间出任滁州太守，欲借欧阳修之名而扶摇直上，乃在醉翁亭不远处另建一亭，取名“同醉亭”，并创作一篇《同醉亭记》，“大书刻石”，将文章刻石立碑，也指望因此文扬天下。不想这样大费周章后，结果却东施效颦，不但其“亭”寂寂无名，其“文”亦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不为人知。南宋徐度将其事记载于《却扫编》一书中，唐恪果然“名扬天下”，不过留下的却是千年的话柄，徒增笑耳。

为何适得其反？这是因为任何一则文人佳话、任何一篇千古文章，既是智慧的结晶，更是遭遇的反映，所谓“物不得其平则鸣”。欧阳修之所以写下《醉翁亭记》，正是因为其经历“不平”所致。宋仁宗庆历年间，欧阳修因支持范仲淹推行“庆历新政”，得罪了当时不愿意推行、甚至结盟阻止新政的一大批因循守旧的权贵，他们将范仲淹排挤出朝后，又借欧阳修甥女张氏（欧阳修妹夫前妻之女）与男仆通奸之案，诱逼她检举欧阳修曾与她有过偷情事，虽然后来案无实证，且是张氏屈打成招的结果，但毕竟关系人伦纲常，道德准则，所以迫使仁宗解除了欧阳修河北路都转运按察使的要职，将他贬知滁州（治今安徽滁州）。

要知道，其时欧阳修还不到四十岁，年纪既轻，而又文名远播，政声烜赫，关键是此时他极得仁宗欣赏和信赖，倘无意外，出将入相几乎指日可待，可就在此节骨眼上被弹劾，被诬陷，被贬谪，尤其这还是皇帝的旨意！对于欧阳修的打击之重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