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两岁，乐乐还是不会说话。他的妈妈甘洁抱着“贵人语迟”的期望等待了很久，终于按捺不住，去儿科医院找最权威的专家，得到了孩子被确诊自闭症谱系障碍（ASD）的结果。

ASD为很多现象提供了解释。

比如，乐乐对人的关注度不高，缺乏察言观色的能力，老师带着小朋友们唱歌挥手的时候，他自顾自地滑滑梯。但最为显著的表现还是，乐乐不说话。叫他的小名，他不应，想喝水，想上厕所，他也不表达。

小孩不言语，会让妈妈变得自卑。刚开始，带乐乐在小区散心的时候，甘洁会让他和其他小朋友互动，挥挥手说再见之类的，但尽量不让孩子们在一块儿待太长时间，“握个手就分开了”。她说，作为一个妈妈，她还是有很多的不甘。

立夏前后，乐乐满三岁，甘洁决心要对孩子进行言语干预。她最终前往一家名叫“儿语工坊”的机构，成为徘徊在这里的众多家长之中的一员。

这家成立于2016年的社会企业，脱胎于一群“95后”年轻人在大学期间的公益实践。他们从关注唇腭裂孩子发声不清的问题开始，逐渐接触到越来越多受困于“说话”的人，其中大部分是小孩，也偶有成年人。

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说话”是一件再简单不过的小事。但就是为了解决这样一件看似微小，却至关重要的事情，一群年轻人，磕磕绊绊地走过了八年。

暴雪

安安刚把儿子小满送去幼儿园一个月，就听校车跟车阿姨讲，“你这个小孩可能说话不清楚”。她心里“咯噔一下”，心想，校车阿姨专门负责接送这么多同龄的孩子，应该不会凭空论断。在此之前，小满超过两岁都没有说话，大家都以为是男孩发育较晚。

她自称是那种“杀伐决断”的母亲。在全职投入育儿之前，她是职场中领导“优秀团队”的“优秀经理”，一年12个月能拿13座奖杯，在养孩子上也延续了超强的执行能力。为了解决小满说话的问题，她花了一整个月在网上做调研，最后给儿语工坊打去电话，预约了测评，测评当天就决定开始上课干预。

她至今仍然记得通话那天，是周二，“我打得很不巧”，周二周三都是这家语言干预机构的休息日。等待的两天时间，每分每秒都变得很漫长。那时候，小满会把“哥哥”说成“dēdē”，把“汽车”说成“qùhē”。她说：“这件事情（语言干预）不等同于任何事情，这就是我头等大事，任何事情都不要妨碍我去干这件事情。”

孩子说话不清楚，对于一位母亲意味着什么？安安认为这意味着，如果孩子走丢了，哪怕找到警察，都说不清楚电话号码。

预约测评的周四，是12月里一个零下6度的暴雪天。“多冷哦。”她说。40多分钟的测评结束以后，安安听老师讲，测试的21个拼音中，小满错了16个。

从专业层面讲，小满的情况被称为“功能性构音障碍”，这意味着他的构音器官形态和运动功能无异常，听力也正常，但将发音错误作为固定状态，并且找不到明显成因。

在儿语工坊的门店外，聚集着各式各样受困于“说话”的孩子，包括ASD患儿、唇腭裂患儿、聋儿、语迟的孩子等。安安发现，到了周末，工坊会出现很多“拉杆箱”，来自外地的家长们会趁着放假带孩子来上课，甚至有家长在周围租房做干预。

如安安所说，“任何东西都要靠嘴去表达”，无法清楚准确地说话，会直接影响到一个人的生命体验。三四岁的孩子还没有开始社会化，但五六岁的孩子如果说话不清，就会感受到自己疏离于人群，因而变得性格自卑和内向。年龄越大，人们受说话能力的影响越大。

孩子说话不清楚，对于一位母亲意味着什么？安安认为这意味着，如果孩子走丢了，哪怕找到警察，都说不清楚电话号码。

儿语工坊的团队成员脸脸记得，三年前，她曾给一个17岁的女孩上课。女孩的妈妈很早就发现了孩子说话清晰度低的问题，但女孩不愿意做干预；直到她需要通过艺考进入大学的时刻，如果面试的考官们听不懂她说话，她可能会上不了大学，她这才主动让妈妈帮她寻求语言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