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7月，台湾人类学家刘绍华和母亲接连确认罹患“世纪之症”：母亲被诊断为阿尔茨海默病初期，刘绍华患了淋巴癌。

一个家庭当中有两个人同时生病，对家人打击重大，家中混乱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生病的人不好过，没生病的人也不好过”。

然而此后数年间，刘绍华却在与母亲“共病”的经历当中，在照护与被照护的体验当中，获得了更为丰富和富有意义的生命体会，正面的、负面的、坚固的、新生的、美妙的、创造的，“没生病的人很惊奇，生病的人更惊奇”。

度过那段与母亲生命共同下坠的交会时间之后，刘绍华将自己的回忆和感悟，写成了《病非如此》，简体中文版于今年7月出版。

在这本书里，刘绍华记录了与母亲的关系变奏，也重思了疾病与人生的关系。书中的疾病体验，并非单纯指向某种确切的疾病甚至重症，而是每个人生活当中都有可能出现的困顿和艰难，关乎我们如何在困境中重寻生活的意义感，直至能够坦诚无畏地与自己对话。照护与被照护，也不一定出现在疾病的语境当中，而是每个人对他人的接纳、共情、理解。

8月，南风窗联系到刘绍华。采访安排在20时，刘绍华刚刚结束了一天的工作，但听起来并不疲倦，依然很有活力。此时已经是她康复的第六年，她笑着说，如果我不主动讲，没有人看得出我生过病。她说起话来有一点绵柔的台湾腔，却又坚定，不乏机锋。她小心沉吟，为自己的表达寻求最准确的词句，话语之间有坚硬的逻辑，也有温柔的慈悲。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经历过这一切的刘绍华说，她到现在对她的新生活都非常满意，心满意足。

人到中年，经历病痛，却接近了生命的圆融，何以如此？以下是记者根据刘绍华的讲述和书中内容所做的重整。

意义的青黄不接

我其实算很幸运，淋巴癌可以说是重症里的轻症，而且我发现的时候还很早期，所以住院的时候医生都不怎么来管我的，他们总是有更紧急的病人要看管。真正困难的时期，只有治疗的那半年。当时我很多不舒服的感觉其实都不是疾病本身带来的，是治疗带来的。

用化疗的办法杀死癌细胞，也会带来副作用，这个过程病人的免疫力会下降，心情也在承受着压力。治疗结束之后，一个月内，我就很明显地感觉到我的身体在恢复，这个阶段我称为康复期。

所以我有两个阶段需要跟自己相处，一个是我怎么接纳困难期的自己，一个是康复之后我怎么去跟自己相处。

在生病的时候，我大概有一两个月的时间心情低落，失去了意义感，我称之为“意义的青黄不接”。那是我最困难的时候，心理上极度困顿，当然身体也被折腾，但是你知道医学在进步，你可以仰赖它，身体会慢慢好起来，可是心理问题只能靠自己来调整。

作为一个人类学者，我的生活可以说是上山下海，不管是做研究还是在社会上的参与、跟别人的互动，我一直都觉得自己的生活很有意义。但是生病让我体力衰弱，治疗让我的社会关系暂时缩窄，参与社会的程度大为降低。这个时候我的生活似乎无所凭依，内心出现虚无感，有朋友说我，差不多是处在一种类似于“突然被迫提前退休”的状态里。

寻求意义的媒介或者说管道，在我治疗期间，出现了断裂。重视公共性的自己，太熟悉跳脱自我、与庞大世界联结的感受和意义，却不知道怎样建立直接的身体感受，真正与自己独处。

如果生命的意义是建立在我原本以为的意义感上的话，一旦原先的那种可能性被剥夺，我接下来的生命意义要从何而来呢？

如果生命的意义是建立在我原本以为的意义感上的话，一旦原先的那种可能性被剥夺，我接下来的生命意义要从何而来呢？在我没有办法现身实体地跟世界对话的时候，我能够因为只跟自己对话而依然心满意足吗？这个时候，我感到我过去对意义的理解是单调而不周全的，而新的意义感还没建立起来，所以我会说，那时自己走进了青黄不接的阶段。

这种孤独和困顿，在每个人生活的各个阶段都有可能出现，生病给了我一个相对极端的情况，去思考人应该如何在困境中安顿身心。假如没有生病，我可能要到很晚的时候才会想到这件事，但我生病的时候刚好在中年，等于在人生的中场做了一个调整。

这个调整一开始是被迫进行，我开始学着去做一个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