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理论（Music Theory）是对音乐作品内部结构（和弦、音阶、音高等）的技术分析，内容即形式、形式即内容，无论是申克分析法还是音集集合理论，其核心都是“文本”（尤指乐谱文本）。新的音乐学研究不满足于纯粹的音乐形式分析，旗帜鲜明地与强调“自律”（autonomy）的分析模式以及注重“实证”（positivism）的历史研究发起挑战。目前国内比较熟悉的话题理论（Topic Theory）、叙事学理论（Narrative Theory）、符号学理论（Semiotic Theory）、性别理论（Gender Theory）、诠释学（Hermeneutics）等共同的理论倾向便是追求一种个性化的解读方式，在细致的文本分析的基础上寻找音乐作品的“意义”。相较于文学、绘画、雕塑等其他艺术品种，音乐没有明确的语义指向，对其意义的追寻更加困难，这在给解读者带来困惑的同时也由于主体的差异而产生多样的阐释空间。

一、“作者之死”与接受者地位的提升

文艺批评通常面对三个要素，即创作者、作品和接受者，周宪总结了“意图说”“反应说”和“文本说”三种艺术阐释范式[1]。依此解释音乐，“意图说”的主体是作曲家，强调对音乐作品的理解是对作曲家创作意图的把握；“反应说”的主体是接受者，认为音乐的意义存在于接受者的聆听经验中；而“文本说”则将意义聚焦于作品自身，强调对音乐文本的细致解读（文本细读）。在文艺研究中，创作者长期被视为阐释的中心、意义的来源，评论家们费尽心思寻找创作者的意图，认为这是打通意义通道的命脉。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认为，“作者意图”阻碍了阐释者的创造性，由此宣称“作者之死”并将文本的解读权交还给解读者，阐释具备了更大的开放性。

在西方现代哲学和美学观念中，“主体”是指人，强调人的“主体性”是西方社会从宗教统治中解放出来的产物。在文艺研究中，作品意义丰富且不确定，对其解读透露着极为个人化的审美体验，西方强调“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中国古代讲究“《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从变从义，而一以奉人。”[2]在“跨文化”传播中，接受者在接触作品前便已具备相应的文化背景，他（她）们在年龄、性别、生活阅历、知识结构、审美观以及文艺修养等方面的不同使理解几乎都是在不同的逻辑中进行的。即便在同一背景中成长起来的研究者，关注点不同、视角不同，对作品的感悟也不尽相同。

受当代文艺思潮的影响，20 世纪80 年代于英美学界兴起的“新音乐学”（New Musicology）强调对音乐“意义”的阐释，其关注重点超越了音乐本身，主要思路便是将文本置于文化语境中，打通学科的界限，用音乐之外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解读特定的音乐作品：如用心理分析的方法分析歌剧《俄狄浦斯王》中的弑父情节与戏剧冲突；从女性主义视角解读《卡门》《奥赛罗》等的性别解放与压抑；从后殖民主义角度探讨《蝴蝶夫人》《图兰朵》中的“东方主义”与“中国想象”；从性别视角看待布里顿歌剧和柴可夫斯基交响乐中的同性倾向与异性恋压制等。这种批评模式从其他学科中汲取营养，在带来新的解读方式的同时也被一些人视为瘟疫：“这些潮流——有些人可能更愿意把它们叫做瘟疫或传染病——引入了一些新鲜的方法，也使我们中的一些人陷入盲从。”[3]严肃的批评家认为这些研究由理论预先决定，有时会显得削足适履，说服力不够。

二、从全盘西化到建构“中国乐派”

自18世纪以来，以“科学与民主”为核心的启蒙主义价值观念曾给西方的经济、科技及文化发展以巨大的推动力，并随着资本主义殖民化进程在全世界推广：“优雅的欧洲文明与铁血的殖民历史、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创造的辉煌的思想、文化与发生在美洲的十足的野蛮对文明的征服是同一个故事。”[4]中国社会对西方文化的接受与其殖民化进程紧密相关，呈现一种“被迫的自觉”的过程。由于满清政府的腐败，面对西方的强势入侵和亡国灭种的威胁，“五四”一代的启蒙思想家和“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自觉以西方文化反对中国传统文化，将中国腐败落后的根源归结于“愚昧”的传统，西方的思想和知识体系以不可遏制之势赢得了广泛的认同。正如戴锦华指出的，近200 年的创伤记忆使得对西方文化的接受伴随着“极为自在的自我流放过程”，中国传统文化基本被怀疑、遗弃和否定：

这种震荡之深刻、改造之剧烈，使得我们回看新文化运动历史的时候会相当清晰地意识到，我们是以付出了近乎所有前现代中国的历史、文化、记忆为代价，才得以痛楚地开启了现代中国历史。

在20世纪80年代更加宽松的政治环境中，打开视野的中国人惊异于西方世界的飞速发展，在赶超逻辑的焦虑中重启被中断的西方文化，20 世纪90 年代，美国成为西方思想、知识和学术的“集散地”，扮演着向世界传播西方现代价值的角色，风行一时的各色理论等经美国的筛选和转换后向全世界传播。我们对西方现代和后现代文艺批评理论中的新方法、新概念以及丰富的想象力所吸引，形形色色的理论及其代表性著作被译介到中国，形成一股追逐学术潮流的“理论热”。但是，当我们回望传统却发现，在欧美文艺批评理论风起云涌、各种“主义”盛行、名家辈出的20 世纪，中国学者大多只做了西方理论的传声筒，疲惫地追随西方文论潮流而没有形成自己的理论话语。我们借西方文化完成了新时期知识分子的主体建构，中国文化的主体身份几乎消失，离开西方话语几乎失去了表述自我的能力。刘若愚、黄庆萱、董庆炳、曹顺庆、黄维樑、王宁等海内外学者都曾抱怨过这种现象，曹顺庆就将这种现象视为“文化失语症”：

我们根本没有一套自己的文论话语，一套自己特有的表达、沟通、解读的学术规则。我们一旦离开了西方文论话语，就几乎没办法说话，活生生一个学术“哑巴”

在西方音乐史中，受政治、历史、宗教、哲学及经济等的影响，法国、意大利、德国、奥地利等都曾在某个历史阶段扮演过突出的角色，而19世纪现代民族国家的崛起使“民族乐派”成为一种强有力的力量而被世界所熟悉。百年中国的新音乐虽然没有放弃传统文化的某些特质，但无论是上世纪初的“学堂乐歌”，还是新中国成立后对苏联体系的学习，以及80年代以后对欧美现代音乐的热衷都是在对西方音乐理论的全面学习下完成的。在上世纪80 年代大规模学习西方现代文艺思潮“理论热”的大背景中，音乐界也紧跟潮流，如1986年8月在辽宁兴城召开的“中青年音乐理论家座谈会”的主题便是“当代中国音乐的迫切问题和音乐理论家历史使命”。会议亲历者王次炤认为，这次会议主要讨论如何在学习西方的同时与国际接轨：

那次会议是改革开放后中国音乐理论界的一次解放思想、开拓进取的大讨论，会议的核心议题是中国的音乐理论研究如何面向当代国际新文艺思潮，如何把学术视野投向全球化的音乐理论研究领域中。说得通俗一些，就是中国音乐理论研究如何与国际接轨。

当理论大潮逐渐退却后，学界普遍对那些用西方看似很新的理论、很时髦的话语套用于中国文本的现象（也称“两张皮”现象）感到反感，而近乎“全盘西化”的态势和对西方理论敬若神明的态度也让一些先知先觉者感到不满。进入21 世纪以来，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持续增强，我们迫切需要重塑自己文化大国的形象，反思“欧洲中心论”、寻找独特的民族和文化认同的意识高涨，重建中国理论话语、文化输出的呼声渐强。在官方，“让中国文化走出国门、让世界了解中国”成为重要的文化策略，政府为此投入巨资在世界各地建立“孔子学院”传播中国语言和文化；在学术界，新儒学、国学热等重新焕发生机，费孝通[8]、季羡林[9]、张岱年[10]等都曾在上世纪末提出复兴中国文化、重构传统文论的宏大构想，建立“中国学派”的呼声亦不绝于耳。

在专业音乐创作领域，改革开放之后，以“第五代作曲家”为代表的创作群体逐渐在国际乐坛上赢得关注，他（她）大多从对西方文化的推崇开始，逐步认识到追逐西方先锋主义的局限，自觉在古老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出路。瞿小松在2005 年提出“走出西方音乐阴影”的观点时指出西方音乐是相对有限的，西方音乐之外寻找宽阔的天地，“要放弃‘西方惟一’这样的价值标准和判断标准。”[11]为彰显中国特色，金湘于1988 年提出创建“中华乐派”[12]，号召中国音乐家朝着复兴中华音乐的方向努力，自觉确立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地位，相关争论随着2015 年12 月金湘的去世落下帷幕。2015 年王黎光执掌中国音乐学院后提出建设“中国乐派”（“中国音乐学派”的简称）[13]，其核心表述是：

以中国音乐元素为依托，以中国风格为基调，以中国音乐人为载体，以中国音乐作品为体现，以中国人民公共生活为母体的音乐流派与音乐学派的合称。[14]

音乐学界有关“中华乐派”“/ 中国乐派”的批评与支持同样激烈，正反双方各执一词，成为新世纪中国音乐学界影响最大、争论最激烈、参与人数最多的话题之一，并有从创作领域向表演领域拓展的趋势。在2017 年11 月首届“中国音乐理论话语体系”研讨会中，与会者围绕音乐哲学美学、音乐结构形态与技术分析等七个议题探讨中国音乐理论话语体系建构的可能性与重要性，王次炤说：

假如说，“兴城会议”的出发点是中国音乐理论研究如何与国际接轨的话；那么“， 金华会议”的出发点，即在全球化语境下如何建立中国音乐理论话语体系，音乐理论界关于如何建立文化自信的一个议题。”[15]

三、西方音乐研究的“跨文化”阐释

在“跨文化”阐释中，研究者与文本的疏离首先是时间距离和文化差异，它需要在不同文化的差异中寻求对话的可能。李庆本认为，“所谓跨文化阐释，就是用一民族的语言、符号、文化来解说另一个民族的语言、符号、文化。按照现代阐释学的理念，理解本身就是阐释，因此只要发生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就会有跨文化阐释现象的存在。”[16]温儒敏将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1904 年发表）视为中国现代批评的开篇，认为它“破天荒借用西方批评理论和方法评价一部中国古典文学杰作。”[17]温儒敏认为，王国维用叔本华等哲学理论诠释《红楼梦》是一种故意的“误读”，带有用西方现代批评改变中国学术思维的理论自觉：

王国维对《红楼梦》的“误读”是带目的性的，“误读”后面有着对现代批评新思维的渴求。这种“误读”有意与传统批评的秒悟式或考证式的路数拉开距离，把作品纯粹看做代表作家人生体验的一种符号和象征系统，运用推理分析，从中解读普遍的人生价值与审美价值。[18]

矛盾的是，在当下的话语体系中，中西文化理论里的“中西”基本对应着现代的西方和古代的中国。现代西方文论重思辨，强调逻辑性、知识性和科学性，讲究严谨的理论形态，中国古代文论诞生于相对狭窄的文人阅读圈，它不以独立的学科形式出现，系统性研究少，对具体作品的直观感悟远远多于逻辑分析。从思维和表达方式看，中国文化讲究直接的生命体验和人生境界，追求一种“天人合一”的情感体验，讲究言外之意、虚实相生，意境、神韵、风骨、意象等具有很强的自我体验性的术语在反复使用中获得了丰富的内涵：

中国的美学范畴主要是气、韵、神、味、境等一系列具有很强的体验性、模糊性和超越性的范畴。它呈现出来的是一种知行合一、天人合一的综合体验性的文明。在中国没有明显的主体与客观世界的对立，没有主体自身内部感性与理性的尖锐矛盾。[19]

阐释本身是一种个性化的行为，对话应该是双向互动的，个体感受对评价作品极为重要。阐释者不可能对研究对象一无所知或完全客观忠实地处理文本，它必然以一种前理解状态进入研究，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成见或预设。对文本意义的解读蕴含着多种可能，但不可以随心所欲，不可以出现知识性的错误。例如，李庆本在《宇文所安：汉学语境下的跨文化中国文学阐释》中就提出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从“他者”视角对中国文学作品的解读，其文化立场和思维习惯是西方的，主要面对西方读者，对中国文学作品的解读也带有西方的学术习惯。比如，宇文所安认为《〈金石录〉后序》包含了李清照对丈夫沉迷于古玩字画而忽略自己的怨恨之情，这种不同于中国传统思维的解读却符合普遍人性的表达，是一种有价值的“误读”（Misreading）：

从跨文化的角度来看，这仍然是一种“误读”，但却是一种有价值的误读。因为这样的“误读”一方面丰富了我们对中国文学的理解，另一方面也切合了中国文学对普遍人性的表达，并使得中国文学的世界性意义得以彰显。[20]

如今，人们普遍认为人文学科已经不大可能有真正意义的创新，依靠中国文化独特的审美体验或许可以成为一种途径。在对西方音乐的“跨文化阐释”中，一些学者从中国文化、哲学或美学层面上解读西方音乐，或从中西比较方面加以拓展，作出出色的文本分析。例如，现代音乐自诞生之日起就争论不休，我们尊重当代作曲家的创新意识，但其缺乏可听性并失去了绝大多数听众是不争的事实。在中国学术界，如何评价现代音乐一直是热点问题，叶松荣在《断裂与失衡——中西视野下的西方20 世纪“新音乐”创新的局限性分析》[21]中用中国古代的“中庸”理论揭示“新音乐”创新存在的局限性，如弱化民族性、大多代表性作品“失度”等问题，便是从中国学者的主体角度对西方现代音乐局限性的创造性解读。再如，于润洋先生在对肖邦音乐中“悲剧—戏剧性”的悲剧内涵的解释中曾说，自己虽然曾在波兰生活过，但无法真正体悟肖邦音乐中的情感，更无法回到肖邦的时代，但可以从“视域融合”的角度加入个体的主观体验：“在这个过程中，将肖邦音乐中所蕴含的那种生命体验融入到笔者自身中来，进而也使自己的生命体验得到丰富、净化和升华。”[22]正因如此，于先生在肖邦的《夜曲》中领略到了西方美学理论范畴中没有的情景交融的“意境”美，在他的波洛奈兹舞曲中感受到其深深的“家国情怀”。

伍维曦的部分研究带有中西文化比较的特点，他自2014 年以来便以中国古代文学创作和传承中的“文人”现象以及颇具中国意象的“文人视角”对欧洲中世纪教士音乐家、教会音乐中的文人因素进行比较[23]分析。在研究方法上，伍维曦的研究突出中西比较的视野，强调研究者的个人志趣，将教士阶层视为与中国古代“士人”相似的社会团体，关注中世纪音乐理论和音乐文化的特殊性，属于具备自觉的个人意识的跨文化阐释。孙红杰则从“新韵旧体诗的入乐吟唱”[24]入手，通过自己诗文吟唱的实践，突出旋律在音乐民族性中的“显性基音”，将“自己长期研究西方音乐中积累的感性经验、理论知识和历史素养”融入古体诗吟唱中。上述研究或尝试中西比较、或从“诗乐关系”的古老话题入手进行创新性的研究，展示了青年学者对个人主体性的追求。

综上所述，理论家所处的历史环境和文化语境不同，面临的选择也就不同。从某种意义上，对主体性的追求与中国新世纪的崛起相关，是我们从经济大国向文化大国转型的关键时期作出的历史性选择。新体系的建立需要开放的姿态，无论是金湘主导的“中华乐派”、王黎光倡导并实施的“中国乐派”，还是叶松荣提出的西方音乐研究中的“中国视野”，都是试图发现并积极建构中国音乐的文化身份和学者的主体性追求，尽管有争议，但依然有着较为深刻的理论背景和现实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