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陕北民歌与20世纪社会发展

陕北民歌是流行在陕西省北部地区的民间歌曲种类，是当地流传范围最广、影响最为深远的传统音乐体裁。陕北的地理位置处于黄土高原区，绝大部分是沟壑纵横的台原与山丘地带，主要以农业和畜牧业生产为主。正是这里特殊的自然环境与生活状态，对于民歌的保护与存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形成了独特的语言、旋律、风格特色。陕北民歌可以分为：劳动号子、山歌（信天游）、小调三种音乐体裁，生动、鲜活地反映出陕北人民劳动、生活、风俗、情感、信仰等内容，勾勒出陕北地区民俗社会文化生活的宏大画卷。

作为一个地方性音乐品种，陕北民歌在今天能够具有如此高的知名度和社会影响力。一方面是陕北民歌具有优美、真挚的演唱形式以及在歌曲中蕴藏的丰富民俗文化内容。另一方面是陕北民歌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被有意识、有目的地纳入到社会发展的语境中，在一定时期内成为宣传革命思想、开展革命文化建设的重要民间资源。陕北民歌正是在社会发展的促进与重构下，呈现出全新的发展面貌，由一个地方性、区域性歌种走向全国，成为中国红色音乐文化的重要代表。笔者尝试将陕北民歌放置在20世纪社会发展背景中进行审视，分析陕北民歌在社会发展语境下经历了怎样的重构过程，以此探寻中国传统音乐所具有的时代性与文化适应性特征。

可以说20世纪社会发展对于陕北民歌所带来的影响，其实质是一次文化重构过程，“文化重构是指在族际文化制衡中一种文化受到来自异种文化的一组文化因子持续作用后，将这组作用作为外部环境的构成要素去进行加工改造，从而将其中有用的内容有机地置入固有文化之中，导致了该种文化的结构重组和运作功能的革新，这种文化的适应性更替就是文化重构”。[1]文化重构代表了某一文化事项在一定时期内，在外部文化或观念作用下完成的适应与变迁，改变其原有的状态与功能，呈现出新的文化面貌。20世纪以来的社会发展与思想变迁对陕北地区产生了深远影响，让原生地方性民歌出现了反应革命运动主题的新内容，并且在国家意识的推动下，经过不断建构成为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音乐文化现象。

最后，关于社会发展对陕北民歌进行重构的内容，笔者归纳为以下几点：第一、由陕北当地原生民歌手创作的革命内容民歌。这些在陕北地区生活的民歌手切身体会到革命运动所带来的种种变化，有感而发创作的歌曲，其中大部分是在陕北当地流行的民歌曲调基础上进行改编，添加了反映革命内容的新唱词。第二、由专业音乐家采集、整理、编创的各类具有陕北民间音乐风格的歌曲，以及利用陕北民歌素材创作的其他音乐体裁作品。第三、理论研究方面，包括革命时期关于文化建设的纲领性、指导性著作，以及由专业音乐家撰写的音乐理论研究著作等。第四、由专业音乐工作者整理、编撰的各类陕北民歌曲谱、集成等研究资料。第五、涌现出众多优秀的陕北民歌手。例如李思命、李有源、丁喜才、张天恩等，他们以精湛的演唱技艺通过各种表演形式将陕北民歌传唱全国。

二、陕北民歌在20世纪社会语境下的发展阶段

笔者以20世纪不同社会发展时期为线索，通过分阶段叙述的形式，展现社会发展对于陕北民歌在内容、题材、传播、功能等方面带来的深层意义与影响。

1.1911至1934年

这一时期的时间跨度为1911年“辛亥革命”至1934年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前，其中标志性的社会运动（事件）包括：1911年“辛亥革命”，1919年“五四运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及第一次、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等。这一时期的陕北民歌在革命思想的影响下，出现了大量宣传民主思想、反对封建专制、歌颂红军的内容，成为陕北民歌革命题材歌曲的萌芽。

从1911年之后在陕北地区就流行着很多与革命主题密切相关的民歌，例如《反对旧礼教》《反对旧婚姻》《禁洋烟》《劝妇女快放脚歌》《唱外外》《抵制外人谣》《骂军阀》《井岳秀坏骨头》等。

1928年中国共产党人刘志丹、谢子长等在“渭华起义”后转战陕北地区，受到了陕北人民的大力支持。在1935年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前，就出现了很多歌颂刘志丹的民歌，例如《跟上刘志丹闹革命》《刘志丹打靖边》《刘志丹打横山》等。这些民歌为当时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起到了宣传、促进的作用，为后来中央红军进入陕北打下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1911至1934年间出现的革命主题陕北民歌，大多由当地百姓自发编创而成，是在原有民歌曲调基础上配以反映革命内容的新唱词，形成了具有进步思想与革命意识的新民歌，这些民歌在陕北地区广泛传唱，深入到普罗大众的生活中，为传播民主思想、宣传革命精神发挥出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