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曲（Overture）源于法语“ouverture”，指17世纪芭蕾、歌剧或清唱剧庄严的序曲，18世纪沿用至交响曲中。它常常分为两个及以上的部分，既可以用于引入戏剧作品，也可以是独立的音乐会序曲。海顿和莫扎特的一些序曲有时也会从歌剧中分离出来而作为音乐会曲目演奏，贝多芬为剧院开幕或爱国庆典而创作的几首作品成为标准的音乐会序曲。浪漫主义的音乐会序曲则往往有一个历史的、诗意的或形象的标题，如韦伯的《精灵之王》（DerBeherrscherderGeister，1811）、门德尔松的《仲夏夜之梦》（AMidsummerNight’sDream，1826）与《芬加尔群岛》（TheIslesofFingal，1830）等。[1]关于节日、献礼或庆典等标题的音乐会管弦乐序曲，前有肖斯塔科维奇的《节日序曲》（FestiveOverture，1954）、朱践耳的《节日序曲》（1958年），以及施万春定稿于1976年的《节日序曲》等，现有姜万通2022年的《庆典序曲》。这部为管弦乐而作的音乐会序曲是应深圳交响乐团的委约而作，同年4月21日在“‘迎接党的二十大’深圳原创交响乐作品系列之《新时代交响序曲》（一）”音乐会首演，并获国家艺术基金资助。

《庆典序曲》为快板、单乐章，以恢宏开始、辉煌结束，一气呵成，热情赞颂盛世中国。其在双管编制基础上增添了一支短笛和小号，以增强明亮音色并突出了小号独奏；使用了五弦低音提琴，以扩展其低音；另在打击乐组增添了一组排鼓，以符合中国传统庆典场面的需要和突出民族特色。管弦乐队是典型的“西器”，《庆典序曲》的发展过程虽然体现了奏鸣曲式特点，但其旋法却更符合中国传统音乐所常有的变奏特点，还突出了源于琵琶和弦的三音组与纯四度，因而整体上具有明显的“中乐”特色。

一、整体结构突出了中国传统音乐所常有的变奏特点

无论作为创作思维、曲式结构原则，还是作为创作技法，变奏始终存在于古今中外的几乎所有风格的音乐作品中，中国传统音乐更常常体现了渐变[2]的变奏特点。虽然西方调性音乐更侧重展开，但“从广义说来，变奏是一切交响乐写作不可或缺的要素。一个或几个主题的展开便是将素材本身固有的各种可能性付诸实现，这本身就是一种变奏。”[3]该释义将展开视为一种变奏，而非仅为装饰性的变化重复，强调了变奏对于创作交响乐的重要性。就技法层面而言，变奏属于音乐发展手法，与新材料的对比或者严格重复相对而言，可能贯穿音乐作品的整个发展过程；展开是一种音乐特点，与呈示性特点相对而言，是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特定阶段。变奏既可以生成呈示性的音乐片段，也可以生成展开性的段落，前者在中国传统音乐中更为常见，《庆典序曲》则在展开性段落中展现了呈示性的变奏特点。交响乐的第一乐章常用奏鸣曲式，单乐章的音乐会序曲也是如此，《庆典序曲》虽非奏鸣曲式但有其特点：具有两个对比鲜明且调性不同的主题，以及对这两个主题的展开部分——由于它没有体现奏鸣原则[4]，所以不能称其为奏鸣曲式，而可称为具有奏鸣曲式特点的对称曲式。

如下图所示，从主题呈示的角度来看，第一主题、第二主题及其倒装再现形成了对称特点；从结构规模的角度来看，以第二主题为核心的两侧也具有对称特点，这种对称、均衡的特点符合庆典主题所需要的辉煌热烈而又相对克制的稳定感。其中，两个主题的展开部分均体现了中国传统音乐中常见的旋法特点，使之在展开主题材料的同时又兼具呈示性的变奏特点，因而其发展过程亦为变奏过程，源于琵琶和弦的三音组则始终贯穿了这个过程。

二、源于琵琶和弦的三音组突显中国传统音乐的旋法特点

顾名思义，“琵琶和弦”的称谓与琵琶的传统定弦（如A-D-E-A）有关，“江定仙同志曾把这类关系的和弦称为‘琵琶和弦’”[5]，这表明这种类型的和弦结构很早就引起了中国现当代作曲家的重视。也早有学者将其视为一种主和弦，如“关于中国音乐中的和弦结构，下面以琵琶独奏曲《十面埋伏》为例来谈一下。在这首乐曲里听不到欧洲的三度、六度等音响，一切和弦都基于四度和五度。“由于琵琶的四根弦的定音是a、d、e、a，所以主和弦是a-d-e，而不是a-c-e”[6]。这段引文指出琵琶定弦中的这三个音可以作为主和弦，强调了这样的主和弦与大小调的三和弦不同；但将三度、六度视为欧洲的专有音响却是不准确的，它们都存在中国传统音乐中，只是其重要性不像在西欧调性音乐中那么突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