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致我的朋友徐志摩，感谢在他的帮助下，得以把我介绍给伟大的中国人民。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这是印度诗人泰戈尔写在一张明信片上的一段文字。这张明信片在徐志摩纪念馆大量馆藏文物中并不显眼，但我却一眼认了出来。

对于泰戈尔这样有国际影响的大人物访华，徐志摩作为主要接待者，其实不少人是心存疑惑的，这与当年的大背景有密切关系。在泰戈尔访华的1924年，中国文化界正开展一场“新文化阵营同封建复古派、资产阶级右翼文人”的复杂争论，参与者包括“新文化阵营”“学衡派”“甲寅派”“玄学派”“现代评论派”等不同立场的文人和知识分子。泰戈尔一方面受到梁启超、徐志摩等人的接待，并会见了辜鸿铭等旧势力的代表，另一方面成了左翼文人攻击的对象，瞿秋白、郭沫若、茅盾、冯乃超等人都曾著文委婉批评泰戈尔的思想和作品。于是，泰戈尔访华成为当时中国各种文化势力表明自己立场和态度的一个导火索。

泰戈尔第一次来华访问的前一年，郑振铎主编的《小说月报》已连续出版了两期“太戈尔专号”，徐志摩写了许多文章，介绍泰戈尔的作品，撰文宣布“太戈尔来华的确期”。1924年4月中，泰戈尔到达上海，他先后在上海、杭州、南京和北京等地，举行了近二十次讲学，悉数由徐志摩任翻译。5月底，泰戈尔离沪去日本，又是徐志摩陪他同行，《志摩的诗》中最脍炙人口的那五行小诗《沙扬娜拉》，就是写于其间。

《小说月报》“太戈尔专号”在徐志摩纪念馆也有收藏，在馆藏文物中，还能见到泰戈尔在华讲学的印度版合集，书名是《在中国的演讲集》，这些珍贵的馆藏都是纪念馆创办人罗烈弘花重金购买的。徐志摩曾就读于杭州府中学堂，鲁迅、陈望道、李叔同、俞秀松、施存统等近现代史上的大家都曾在此执教。这所中学后来成为杭州高级中学。徐志摩在府中的同学中有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郁达夫和有“中国的圣雄甘地”之誉的厉麟似。

1929年3月19日，泰戈尔专程自印度来上海徐志摩家做客。当时他们住在福煦路613号，即现在延安中路四明村沿马路的一幢普通住房中。这也是泰戈尔第二次来华。据说泰戈尔在徐志摩家中大约待了两天，随即去美国、日本讲学。不料在美国受到一部分人的排斥，心绪不佳，旅途中又染上重病。他先给徐志摩来了封信，据陆小曼回忆：“看他（泰戈尔）的语气是非常之愤怒。志摩接到信，就急得坐立不安，恨不能立刻飞到他的身旁。”

泰戈尔回国途中，又在上海住了两天。他在轮船上时就发了电报，要徐志摩去码头接他。那一天，正巧郁达夫在路上见到徐志摩，两人便联袂去杨树浦大来轮船公司码头。在轮船未靠岸前，徐志摩的情绪颇为低沉，他呆呆地对郁达夫说：“诗人老去，又遭了新时代的摈斥，他老人家的悲哀，正是孔子的悲哀。”郁达夫发表在《新月》的《志摩在回忆里》说：“志摩对我说这几句话的时候，双眼呆看着远处，脸色变得青灰，声音也特别的低。我和志摩来往了这许多年，在他脸上看出悲哀的表情来的事情，这实在是最初也便是最后的一次。”

这次泰戈尔到上海，还有一个插曲。原来，泰戈尔在加拿大访问时不慎丢失护照。他应邀去美国访问，又在移民局办公室受到歧视。泰戈尔在日本时，因提醒日本人民警惕，不要被帝国野心的歇斯底里所毒化，而受到冷遇。诗人的心情十分郁闷。可一到上海，徐志摩、陆小曼夫妇对他嘘寒问暖，非常热情，令泰戈尔十分感动。临别时，他特意写了一首《赠徐志摩》的小诗：“亲爱的，我羁留旅途，/光阴枉掷，樱花已凋零，/喜的是遍野的映山红/显现你慰藉的笑容。”泰戈尔这首题诗借景抒情，樱花纷纷飘落的凄凉景象，反映诗人在美国、日本时沮丧失望的心情；徐志摩夫妇对他的敬重，微笑着对他的宽慰，生活上的体贴入微，以及切磋诗艺给他带来的欢乐，则从似谙人意的映山红鲜艳的花瓣上显露出来。

梁启超在《饮冰室文集》中曾说过，“泰谷尔很爱徐志摩，给他起一个印度名，叫作Soosim（素思玛）”。

二

泰戈尔首次访华，在中国待了四十多天，先后去了上海、杭州、南京、北京、太原等地，并多次发表演讲，鼓励人们心向光明，他甚至获得一个中国名字“竺震旦”。这个名字是泰戈尔在中国过六十四岁生日的时候，梁启超赠予他的。这个名字中，“竺”源于中国对印度的古称，“震旦”则是印度对中国的古称，寓意中印两国文化的交融与源远流长的情谊。

这次访华，令泰戈尔对中国充满浓厚的情感，他曾说过：“朋友们，我不知道什么缘故，到中国便像回到故乡一样。”即使到了晚年，他也会经常想起中国的锦绣山河和中国友人。1941年，病榻上的泰戈尔写下《我有个中国名字》：“我起了中国名字，/穿上中国服装。/我深深地体会到：/哪里有朋友，/哪里就有新生和生命 奇迹。”

杭州北山街上，创办于1913年的新新旅馆，是泰戈尔访问杭州期间的下榻处。饭店一楼，保存展示着在此下榻的多位名流的记录，包括英国哲学家罗素、美国教育家杜威、日本文学家芥川龙之介，以及李叔同、胡适、陈寅恪、蔡元培、徐志摩、鲁迅、沈从文、张爱玲、林徽因、南怀瑾、张静江，等等。蔡元培也是邀请泰戈尔访华的重要人物之一，而徐志摩与林徽因则参与了接待。

泰戈尔在杭期间，参观了灵隐寺和西泠印社等名胜。当看到灵隐寺前飞来峰的佛教石窟造像中，有两尊来自印度的佛教大师的雕像时，泰戈尔很有感触：“我想这两个大师，初来的时候，见到这样湖山，也感想到自然界到处都是一样。但是他们的本意，不是来玩赏湖山，是传导相互的爱，因此印度文化有许多到中国了，如同中国几个大师，到印度去，也有同样用意。”

泰戈尔还在杭州各界欢迎会上发表了名为《从友爱上寻光明的路》的演讲。据说徐志摩在主持时透露了泰戈尔“今日看见西湖山水，就生出无限的感想”，并作了一首诗，大意是：山站在那儿，高入云中，水在他的脚下，随风波荡，好像请求他似的，但是他高傲地不动。

新新旅馆与西湖仅一路之隔，泰戈尔下榻于此，推窗可见西湖，尤其是西湖美不可言的晨昏，让诗人发出感叹：“真想在湖边买个小屋住上几天。”

有意思的是，陪同泰戈尔访杭的徐志摩曾在杭州读中学，而林徽因则出生于杭州清波门的陆官巷。新新旅馆悬挂的一张照片，是泰戈尔与徐志摩、林徽因的合影，这张合影似乎已经成为泰戈尔访华的经典，在当时还生出一段美谈。

三

地处杭州中山北路600弄的徐志摩纪念馆与西湖文化广场隔楼相望，离京杭大运河也不远。这里原先是一家工厂，后来成为一个文化创意园区。罗烈弘在获知创意园内的一家照相馆主人有意以五万元人民币每月出租店面时，喜出望外。其时，他正在外地出差，联系上照相馆主人后，当即汇给他两万元作为定金。这家照相馆原址上，也因此出现全国首家私人创办、纯公益的徐志摩纪念馆。

事实上，在600弄新馆于2018年开放之前，罗烈弘已经在附近的上塘路97号开出徐志摩纪念馆，但面积相比新馆要小得多。随着藏品越来越丰富，罗烈弘一直想找个合适的地方来开一家新馆，600弄显然是一个非常符合罗烈弘心愿的馆址。

徐志摩纪念馆馆名由诗人流沙河题写，为了请流沙河，罗烈弘也是费尽了心思，这里暂且不提。纪念馆门面全部以红砖砌成，看上去有一种鲜明的年代感，善于攀爬的凌霄花沿着大门和外墙肆意生长，逾一百米的外墙，现在成为杭州一处网红打卡景点。墙绘是徐志摩、张幼仪、林徽因与陆小曼的诗，以及众多名家大师对徐志摩的评语。

我与罗烈弘相识多年，但到访他的这处纪念馆却是头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