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康熙元年（1662）五月，顾炎武心里填满了悲愤和痛楚，不顾一切，前往京师的昌平，凭吊葬于思陵的崇祯皇帝。

他的心情沉重，几乎不能呼吸。

就在去年九月，清军入缅甸，追杀南明最后的希望永历皇帝。今年三月才听闻消息的顾炎武，还对着空阶敬上一杯祈天的酒，祝愿“时来夏后还重祀，识定凡君自未亡”。南明虽然势力极弱，他却希望上苍护佑南明的永历皇帝，能够如同春秋时期的凡国一样，面对强大楚国的威胁，以静制动，以小博大，不卑不亢，“夫凡之亡不足以丧吾存，则楚之存不足以存存”。可是，天不佑明，去年十二月，永历皇帝已经被俘，今年四月，被吴三桂绞杀于云南昆明，南明政权从此覆亡。顾炎武兴复故国的希望，在这个时候彻底破灭。

这一年，他正好五十岁。

立德、立功、立言，这是儒家士人精神上永远的追求。作为一个坚守节操的儒家士人，顾炎武决不可能“出仕”二朝。但他怎么都不会想到：虽然他坚决不仕“二朝”，也曾经被“二朝”两度关进监狱，禁绝文字，但是最终，他还是被这个他所排斥的“二朝”接纳了，并且被推向了“入祀文庙”的殊荣。

康熙到雍正时期，文深网密，没有人敢冒着杀头的风险，把顾炎武这样曾参与“反清复明”的明朝遗民，入祀文庙这样的国家庙堂之中。到了咸丰和同治年间，清朝被西方坚船利炮打开国门，而当时的士人，绝大部分还沉陷于科举辞章之学，完全意识不到社会已经面临很大的危机。朝廷能够选拔出来的人才，基本上是恪守经书、不通事务的人，和外来的人交涉，往往无法沟通，导致外交失败。

此时，迫切需要“经世有用”的“实学”来改变学风，振作士林精神。毕竟“人才盛衰”肇于学术，“学术既坏，国运随之”。以顾炎武“经世致用”的学术学风，来改变扭转学术萎靡虚弱之风，从而改变国运，是当时明达士大夫的观念。于是，光绪十年（1884），礼部侍郎兼江西学政陈宝琛上奏，请将先儒黄宗羲、顾炎武从祀文庙，以崇尚实学，激励人才。不出意外，很快被礼部驳回。光绪十一年，署兵部尚书潘祖荫、工部尚书翁同龢等九位大臣再次上奏，礼部由大学士李鸿章领衔、合五十一大臣共同签名，再次驳回。

屡请屡驳，顾炎武入祀文庙的阻力非常大。毕竟顾炎武和黄宗羲这两位先贤，都是不仕清朝、不忘故明的遗老，也都参与过抗清斗争，他们的著述，也多犯清朝禁忌。将这样的“反清”儒士推上孔庙圣坛，反对意见自然很大。当时针对顾、黄二贤入祀文庙的朝堂之议，朝臣分南北两党。北党主驳斥，以徐桐等人为首；南党主准，以潘祖荫、翁同龢为首。潘祖荫等不屈服，继续联名上疏争辩，而北党复推大学士额勒和布、李鸿藻等一百多位大臣再度驳回。礼部尚书徐桐驳议顾、黄从祀文庙的时候说：“所学未醇。”气得翁同龢作诗泄愤：“容台檄取遗书读，妄议经师是别传。排抵尊崇两无谓，前贤心事岂其然！”

在黄宗羲和顾炎武入祀文庙的奏请屡遭驳斥的时候，另一位先贤王夫之入祀文庙之路，也在经历类似的挫折。王夫之的名气，当时远远小于黄宗羲和顾炎武，因为王夫之高隐衡湘，才学并不为世人周知。王夫之从祀文庙的奏折，来自大臣郭嵩焘，他和王夫之同为湘人，对王多有了解，又有曾氏刊刻《船山遗书》予以宣扬，曾国藩在序言中说：“虽其著述太繁，醇驳互见，然固可谓博文约礼、命世独立之君子已。”所以王夫之的名声渐起，逐渐为世人周知。

但是王夫之和顾、黄一样，都是坚守气节的明朝遗民，坚决不仕二朝。因此郭嵩焘奏请之事亦遭驳回。郭嵩焘怕被朝廷彻底回绝之后再也没有机会，不敢继续上奏，就将礼部的驳案和自己的奏折并存起来，放在王夫之的祠堂中，以待后来。出身湘潭的御史赵启霖也仰慕王夫之，想要继承郭嵩焘的“未竟之志”，所以想了办法，将王夫之和前面的黄宗羲、顾炎武入祀文庙之事放在一起共同上奏，以作“援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