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7月，刘达武所编之《蔡松坡先生遗集》由邵阳亚东印书馆铅印出版，发行全国。蔡锷的《军事计画》（亦称《军事计划》）也随之面世，成为其继《军国民篇》《曾胡治兵语录》《五省军事联合计划草案》之后的又一部重要的军事著作。在这部著作中，蔡锷运用近代西方军事理论，汲取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精华，对中国军事和国防建设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观点和主张，揭开了中国近代军事和国防理论研究的新时代，凝聚着蔡锷一生军事实践和军学研究的精华，体现了蔡锷军事学术研究的最高水平，奠定了蔡锷在近代军事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

然而，蔡锷这部重要的军事著作却并非像《军国民篇》《曾胡治兵语录》那样，在他生前就得以公开发表并产生重大影响，而是在其逝世二十七年之后才得以出版，其中却隐藏着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一

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趁西方列强忙于在欧洲厮杀，暂时无暇东顾之机，推行其所谓的“大陆政策”，于8月23日对德宣战，并趁德国将其驻扎在青岛的军队大部撤回本土之机，强派日军两万多人进占胶州半岛，企图取代德国在山东的利益。时在京师任参政院参政、将军府昭威将军的蔡锷密切关注战局发展，及时洞悉了日本的阴谋，并在10月2日举行的参政院第十五次常会上发表即席演说，揭露日本侵略中国的“大陆政策”，质问袁世凯政府：“万一日本以山东为第二之南满，施行其‘大陆政策’，政府究竟如何对付？”在蔡锷等参政院参政的质问和全国人民反对的压力下，袁世凯政府不得不向日本驻华大使提出抗议，但并不能阻挡日军进攻的步伐。11月7日，日军攻占青岛，日本帝国主义完全取代了德国在山东的利益。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15年1月18日，日本为了实现其独霸中国的美梦，又秘密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了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草案，并暗示袁世凯如能接受日本所提出的条件，日本就支持他做皇帝。5月7日，日本就“二十一条”向袁世凯政府发出最后通牒。为了取得日本对其帝制自为的支持，袁世凯利令智昏，竟不顾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于5月9日承认“二十一条”中一至四号和第五号中关于福建问题等条款。此后，全国民众将1915年5月7日和5月9日视为“国耻日”。时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的毛泽东在该校爱国学生集资刊印的《明耻篇》封面上题词：“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蔡锷也在致友人函中表示：“中日交涉，不出吾人所料，可为慨叹……主峰（指袁世凯）曾语兄：交涉完，须咬定牙根，思一雪此耻。此言若信，诚吾国无疆之福，兄誓以血诚报之；如仍旧贯，则惟飘然远引，打个人之穷算盘已耳。”

蔡锷的《军事计画》就起草于中华民族面临这一重大危机之时。当时被蔡锷召到京师担任经界局秘书长并住在蔡府的周钟岳说：“先生在经界局时，适值日寇提出‘二十一’条，要胁袁氏承认签字，先生愤甚，乃与蒋百里先生共拟《军事计画》方案，以日本为假想敌，每成一案，辄嘱钟为之提纲，密呈袁氏。”他还说：“时值倭寇提出‘二十一’条件，以胁迫袁政府，松坡感愤国危，力请备战，著军事计画书数十篇，其中有数篇，为蒋百里协作。予时在松坡幕府。”

周钟岳此言不虚。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前后，为了平息国内的反对声音，袁世凯表面上向各地将军们征求军事方略。阎锡山于2月奉召入京，向袁世凯进呈《军事问答》。返晋后，阎锡山将《军事问答》修订后更名为《军国主义谭》于1915年7月出版。除了征求京外将军关于军事、国防方面的意见，袁世凯对于京师的将军府的意见更为重视。1915年5月，袁世凯下令，将军府“须将该府议决关于军事上改革之件，务于每星期报告一次，以备核阅”。当时，将军府府长段祺瑞因病请假，由将军府位列“威”字号将军第一位的蔡锷主持工作，于是就出现了周钟岳所述蔡锷撰写《军事计画》时“每成一案，辄嘱钟为之提纲，密呈袁氏”的情况。

在将这数十篇军事计划书陆续呈送袁世凯的同时，注重学术积累的蔡锷开始将它们整理成一部综合性的著作，以便今后正式出版。对此，蔡锷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时的同学及好友蒋百里说：“乙卯秋，蔡公松坡述余以西南政略之大旨，又商所谓《军事计画》者，乃掇拾要旨，为事实上之研究。”由此可见，蔡锷计划将自己在广西、云南等地从事军事教育和军事活动的经验与心得，结合这次对日备战的数十篇军事计划书，再“为事实上之研究”，并在蒋百里的协助下，撰写出一部具有战略性、长远性的军事和国防建设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