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中国现代史上，不论是文学家还是思想家、政治家，或是别的什么家，出版最多传记的人物大概要属鲁迅了。据统计，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迄今的一百年间，形形色色的鲁迅传记多达三百种，仅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就有四十余种，真可谓林林总总、蔚为大观。即使在几千年的中华文化史上这也可谓一道独特的风景。在这种情势下，鲁迅传要想出新，实非一件易事。然而，当我读完姜异新的鲁迅断代传记《究竟是青春：鲁迅的留日七年（1902—1909）》（以下简称《究竟是青春》），不由得心生感慨：真是学无止境，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发现。学术研究就是这样，长江后浪推前浪，波涛滚滚，永远向前。

我要说，这是一本严谨信实而又有着鲜明的创新印记的鲁迅断代传记。打开此书，才读几页，一种感受便油然而生：严谨信实，求深出新。姜异新是个文学感受和文学想象力很强的人，读她的与《究竟是青春》先后出版的学术随笔集《别样的鲁迅》，你会深切地体会到这一点。她总能在人们未曾留意的地方感受到历史的脉动，展开想象的翅膀，大胆摸索，采摘下沉甸甸的果实，这使得她的文章显现出一种开放大气、洒脱隽永的风格。以这样一种文风来写鲁迅慷慨激昂、心神倶旺的青春时代，想来该写得激情洋溢、神采飞扬，然而并不，她写得相当节制。看得出来，在传记文学的真实性、思想性、文学性这三个本体特征中，她始终秉持不放的是真实性第一的原则。《究竟是青春》没有虚言，没有赘语，少有主观想象，少有情感抒发，即使偶有议论，也是画龙点睛，简要精当。本来，传记文学作为文学的一个门类，是可以在叙事的基础上展开一定的议论和抒情的，以《究竟是青春》为例，在写到鲁迅第一次远离故国乘船到达日本时，在写到鲁迅入弘文学院不久断发拍照时，是可以描写一下他的心情的。又如在写到鲁迅编译的第一篇作品《斯巴达之魂》时，也可以介绍一下作品的内容并展开议论……以往的鲁迅传记很多都是这样写的。但姜异新没有这样做，她只是客观平静地记叙历史，述说史实，其他都留作空白，任读者去想象，去思考。她下笔谨慎，言必有据，时刻不忘要告诉读者一个真实的鲁迅，真正做到了童叟无欺。可以说，姜异新是怀着写学术论文的心态来写这本鲁迅断代传记的。这使人想起鲁迅的翻译。鲁迅怀着启蒙的初衷向中国读者介绍外国文学作品，采取的是直译的方法。梁实秋讥他为“硬译”，就连他“敬爱的同志”瞿秋白也批评他的直译“没有做到‘绝对的白话’”而容忍“多少的不顺”。然而他却坚持把“信”作为翻译的最高信条，甚至主张“宁信而不顺”。姜异新继承鲁迅的这一思想原则，把“信”作为传记文学须臾不可偏离的圭臬。就像鲁迅的直译不如当年赵景深所主张的“宁错而务顺”的翻译好读一样，也许姜异新笔下的鲁迅不如那些想象丰富的鲁迅传中的“鲁迅”形象鲜活丰满，但比较起来，还是姜异新笔下的鲁迅更为可信，也更具有生命力。因为他真。真实是传记文学的生命。

也许与自身的工作性质有关吧，姜异新在写作生涯中是学术论著和学术随笔两面开弓。她的学术随笔写得自由舒展，她的学术论著写得清明规范。而以写学术论著的心态写出来的传记文学作品《究竟是青春》则两种风格兼而有之。一般来说，自由舒展容易流于混沌，清明规范则容易失于呆板。但就像她的学术随笔写得并不混沌，《究竟是青春》写得也并不呆板，相反，它具有一股诱人的文学魅力。这魅力来自作者对全书文脉匠心独运的构思，来自作者为凸显传主的文学感遇而聚焦地理空间的精心设计，同时更来自作者独具特色的语言。一句话，来自作者的叙事能力。叙事的魅力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语言表现出来的。同一句话，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说法，因而也就有不同的表现效果。表面看来，《究竟是青春》的语言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它既没有华丽的辞藻，也没有激情的抒发，传记部分从头到尾都是平实且平静的叙述，这平实而又平静的叙述显示着朴素，显示着洒脱，朴素和洒脱中散发出一种大气。洒脱大气是这本书也是姜异新的语言特有的美学风格。在这种风格统摄下，她的语言蕴藉而丰腴，简约而精当，明快而灵动。你看本书正文前面相当于全书弁言的那篇文字，写得多么洒脱大气，多么简约精当，特别是最后那一句“其间他还顺便结了个婚”，真是意蕴深邃，其中不知蕴含了多少潜台词。读《究竟是青春》要慢慢地读，细细地品，读出平实里面的醇厚、洒脱后面的神韵。再看传记部分结尾的一段话：

1909年9月，鲁迅结束了七年的留学生活回国。而弘文学院也于此时关闭。其实，鲁迅并没有归国之意。他后来说，自己当时“想往德国去“，但“因为我的母亲和几个别的人很希望我有经济上的帮助，我便回到中国来”。很遗憾，对于鲁迅的留学故事来讲，这是一个十九世纪小说的传统结尾，也恰恰是最鲁迅式的结尾。

最鲁迅式的结尾是什么结尾呢？作者没有说，读者只能根据自己对鲁迅的了解去思索，去寻找。

二

撰写传记文学作品，特别是像鲁迅这样不断被书写的传主的传记文学作品，一定要求真，求新，求深。真则有生命，新则有活力，深则有价值。三者之中深最难，最见功力。《究竟是青春》以真为本，言必有据；唯新是务，新意迭出。鲁迅再到东京后，把学籍挂在独逸语专修学校。对于这一历史事实，鲁迅自己从未具体谈及，知情人周作人在《鲁迅的青年时代》一书中也只是一笔带过。所以，以往的鲁迅传对此或语焉不详，或一字不提。《究竟是青春》则专设一节，作了介绍。它让我们了解到独逸语专修学校有这样严格的规定“无故缺席一个月以及连续缺席两个月以上者除名”，从而可以想象鲁迅绝不只是在这个学校挂名。它还让我们知道，独逸语专修学校的教师大多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或东京外国语大学，阵容强大。其中山口小太郎是康德、尼采的介绍者，讲授过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由此，我们明白了鲁迅是怎样走近尼采并深深地沉迷其中的。关于鲁迅在仙台医专中途辍学的原因，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根据鲁迅的自述，认为是由于课堂上幻灯片事件的刺激。对此，《究竟是青春》则给出了多重答案。除幻灯片事件的刺激外，母亲接二连三以种种借口骗他回去成婚的家书，他对自己的第一本著作《中国矿产志》出版的殷切渴望与仙台医专紧张课业之间的尖锐冲突，他对东京日益发展的革命思潮的持续关注，他自幼养成的对文学艺术的痴迷与向往，甚至还有喜欢夜读的习惯与医专严格作息制度的冲突使他向往一种更加宽松自由的留学方式……种种因素形成一种合力，终于使鲁迅做出离开仙台返回东京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