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曾以“解释”或“改造”世界的两种关系来判定新旧哲学家的归属。这也是古希腊神话的元命题。对这一命题的认知，向来见仁见智，不过我还是找准“赫尔墨斯国际前沿论文书系”的定位，于是《关乎情怀：一位思想史学者的人文行走》（河南大学出版社2024年版，以下简称《关乎情怀》）就成了其中的一种。书系主编认为，“一个人文学者固然可以带着他的知识去从事其他职业，去做觉醒了的浮士德，但他将不再是学者了。学者以学术为业，以学术向世界说话。在他，‘言’即是‘行’，言行不二，以言行事”。尽管此话甚得我心，但不无遗憾的是，当初我却只是遵照策划张云鹏先生的意见将论文结集成书，而连基本的前言、结语甚至后记都没有。

从实说来，“一位思想史学者的人文行走”尽管是书名的关键字眼，但用在这里却平生了一丝人文意蕴，于是便有“关乎情怀”的字眼。写出以下文字，不是自鸣得意，而是出自丛书立意，更是略带几分歉意。《关乎情怀》进入“赫尔墨斯国际前沿论文书系”后，本人每每惴惴不安。不免有断烂朝报之嫌的文字付梓，我写下这个独白，不是要推销这本书，而是要对这本书留白落下的遗憾反躬自问。

这一歉意首先来自这本书的主编的初心。应该说，这套丛书一开始就有着较高的定位。主编汝信、副主编金惠敏对诠释学有独到的认知与理解。他们以“赫尔墨斯”作为丛书的主题词，并以诠释与再诠释的初心深沉审视和再审视这个不确定的世界。对卡尔·马克思而言，“解释世界”与“改造世界”应该兼而有之，因此他成了世界上著名的实践型思想先知。然而这一命题并不总能让具有先知意识的导师顺眼。一部人类思想史，不只是对柏拉图进行注解的历史，更何况作为哲学先知的柏拉图本人也未能禁得起“叙拉古之惑”而每每中招，甚至招致杀身之祸。就“解释”与“改造”世界的两大“志业”或说两大命题而言，本来就有难分伯仲、不辨雌雄的两难。因此也才有了后来马克斯·韦伯的两篇事关命题分属的著名演讲。是做教授还是先知？是做学究还是政客？是坐而论道还是起而行走？用韦伯的话来表述即是，“将政治作为一种志业”抑或“将学术作为一种志业”？在“文本”与“行动”之间，究竟哪一种诠释更接近应有之义？似乎保罗·利科内心深处也不乏紧张与踌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