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人工智能已进入曾经被认为不可能涉足的诸如艺术创作、自动驾驶等领域，并日益展现出超越人类的“智能”。根据是否具有自我意识这一标准，人工智能分为弱人工智能和强人工智能两个发展阶段，目前强人工智能仅存在于理论假设中。但即便是弱人工智能，人类也无法预计其“智能”究竟会达到何种程度。

基于对人与智能机器关系问题的再审视，近年来，学术界围绕“人工智能是否应具有法律主体地位”的争论日益激烈。总体看，可分为“肯定说”与“否定说”两种立场。前者主张人工智能可以享有有限的法律人格，应当承担一定的道德义务；后者主张人工智能只能作为法律客体出现、永远只能作为人类的工具。两位学者分别从不同角度对此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

人工智能的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也是人类面对的核心问题之一。我国人工智能的发展要引领世界，就必须设计能够支撑人工智能可持续发展的治理机制。其中，法律作为治国之重器，应当在人工智能的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在人工智能的法律治理中，一个重要议题是，人工智能是否应当成为法律主体。在世界范围内，此问题引起了巨大的学术争论和社会争议，不同甚或对立的观点不断登场，远未达成共识。笔者的观点是，人工智能不应当成为法律主体。

从实证法的角度看，立法机关可以通过法律认可任何组织、实体或者其他事物作为法律主体。任何突破传统法律制度的新制度，都必须是经过价值判断后的恰当结果。人工智能是否应当成为法律主体，取决于如下价值判断：既能够促进人工智能的发展，同时也能够消除人工智能的不当风险。技术变革往往会伴随风险，但只要风险可控且不会对人类价值产生不可接受的影响，那么法律就应采取最优措施来抑制风险。考虑当下功用，兼顾长远影响，总体来看，维持目前法律制度，不赋予人工智能以法律主体地位，是人工智能法律治理的最优解。

人工智能的发展并不需要其成为法律主体

人工智能是概括性术语，从机器学习到大规模语言模型等均包括在内。人工智能是否需要成为法律主体，可以从法律主体的历史演进规律获得启示。

整体而言，法律主体演进的基本规律可概括为从“人可非人”到“非人可人”。即使到近代社会，自然人（公民）之间的权利也是有差别的。只有在现代法治国家，自然人才享有平等的民事权利。不仅如此，法律主体也已经不再限于生物学意义上的人，公司等实体也获得了法律的明确承认，同时附之以股东或者出资人以自己对公司的出资为限承担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