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巨匠

20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南京工学院（东南大学前身）大院一楼阅览室里，每天早晨，有一位沉默的老人，端坐在座位上，埋头读书摘记。他的生活似乎也定格在以准点钟表般的步频，独自一人往返于家中小院通往学校的林荫途中。

他称自己为“钟”。

他像钟一样准时，也像钟一样不敲不响。平素终日无语，遇到师生前来提问，有问必答。他鼓励大家提问，“要会提问题，比如敲钟，大敲则大鸣，小敲则小鸣，不敲则不鸣”。

这位老人便是童寯。

他与杨廷宝、梁思成、刘敦桢并称中国“建筑四杰”。在童寯人生的最后二十年，他的圈子小得只剩下南京工学院的一张书桌，但他的学术视野却信步中西：从中国古典园林的考证，到世界近现代建筑的比较研究，再到雕塑、绘画史的涉猎。

童寯自幼习画，在清华大学就读时就曾办过个展。1925年，他成为中国第一批留学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建筑师之一，与梁思成、杨廷宝同窗。求学期间，他成绩优异，天赋过人。1928年，他的作品《新教教堂》在遵循古典美学原则的基础上采用了细腻的渲染绘图方式，一举获得布鲁克纪念奖设计竞赛一等奖。

在早年盛吹西化之风的环境中，童寯对于中国建筑状况深感忧虑：“诚恐茅顶不禁欧风，竹窗难当美雨。”面对当时“头脑简单”的“古典复兴”（指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兴起的对中国传统的古典建筑风格的复兴，产生的建筑作品史称“中国固有式建筑”）思潮，他更是大为摇头，1930年代就开始撰文进行尖锐批判。在《我国公共建筑外观的检讨》一文中，他曾谈道：“有关所谓中国建筑艺术复兴的辩论已煞费唇舌，若是复兴只是把寺庙屋顶放到工厂屋顶上，那么把一条辫子放到死人身上或能使之复活？（中略）对建筑师而言，这种屋顶总是便于抄袭的，有助于在他的设计中来一点‘整容术’。权宜之计似乎就是按种种现代要求来设计室内，而建筑外观则靠中国式屋顶来对付。”

对于建筑风格的评判，童寯并不以单一的民族文化特征为标准，而是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进行讨论。此时童寯思考的就是如何能够跨越隔阂，走出中国自己的现代主义建筑之路。他认为当代的中国建筑设计应当洋为中用，由西方传入的建筑技术，如果经过“运用、改进、再制，习以为常，就变成自己的了”。他说：“西方仍然有用木、石、砖、瓦传统材料设计成为具有新建筑风格的实例，日本近三十年来更不乏通过钢筋水泥表达传统精神的设计创作，为什么我们不能用秦砖汉瓦产生中华民族自己风格？西方建筑家有的能引用老庄哲学、宋画理论打开设计思路，我们就不能利用传统文化充实自己的建筑哲学吗？”

1931年回国后他与赵深、陈植在上海共同创立了华盖建筑师事务所。童寯在事务所的第一个设计项目是当时位于南京的国民政府外交部大楼，他将传统风格进行简化和提炼，突破了当时较为流行的复古主义手法，实现了一次极富创意的可贵尝试。大楼落成后，造价经济、功能合理、造型庄重、比例匀称，成为现代民族风格建筑的一个杰出案例。

在随后的南京下关首都电厂、大上海大戏院、南京“首都饭店”、“首都地质矿产陈列馆”等项目中，每一个构思的整合，每一个节点的处理，都体现出童寯建筑设计理念的开放与融合。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在南京主持设计建造了公路总局、航空工业局等项目，其建筑风格与当时国际潮流相平行，这些作品在中国近代建筑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