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翔的新作《麻醉师臂上的金雕》是他近些年致力生态题材创作的又一篇佳作。小说对动物与人双向疗愈的情节设置别开生面，而寄寓其中的思考和关怀也显现了南翔生态写作的卓异之处。

生态写作的重心当然是反思人类中心主义的局限性，并倡导生态整体主义的视角。然而，在新世纪以来的众多生态作品中，读者们不难发现一种简化的二元对立思维，即从过去的以人类为中心转变为以动植物为中心，人的权益和价值让位于动植物，甚至人只要在作品中出现，就必然是自然环境的毁坏者。事实上，生态整体主义强调的是生态系统的非中心化特质，它致力于构建一个内在和谐、万物共生的生态圈，强调的是整个系统的完整性和内部各部分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而非简单地重排生态成员位次。因此，与以人类的名义过度攫取自然一样不可取的是以利自然的名义把人类排除在生态整体之外。生态文学的奠基之作、卡逊的《寂静的春天》出版后，曾有人在报纸上谴责卡逊：“担忧死了一只猫，却不关心世界上每天有一万人死于饥饿和营养不良。”这种说法无疑暴露了批评者人类中心主义的固有面目，但也的确揭示了人类发展主义与生态之间艰难耦合的复杂多样。对此，作家不应回避。

当下生态写作中还有一个现象值得反思。生态文学作者普遍将焦点对准自然与荒野，他们自发地拥抱大自然，自视为大地的守护者，将满腔的情感与深刻的反思倾注于森林的茂密、草原的辽阔、海洋的浩瀚以及乡野的宁静之中，而有意无意地将喧嚣的城市置于视野之外。这一选择，既凸显了自然原初状态对于生态平衡构建的核心价值，也表达了对大地作为人类共同精神故土的深切眷恋。然而，这一过程中也悄然遮蔽了对城市生态系统关怀的迫切需求，造成了生态视野中城市维度缺失的弊病。实际上，城市生态作为生态体系不可或缺的一环，代表着人类居住环境从自然向人工乃至高度复杂综合生态形态的转变。城市生态结构交织着社会与经济等多重维度，复杂性远超单一的自然生态系统。在全球范围内审视，回归自然主题的生态创作确实是趋势，然而，杰出的生态文学家并未因此忽视对城市议题的深刻探讨与自省自审。以美国生态作家爱德华·艾比为例，他虽主张通过非传统手段对抗生态破坏行为，但其核心理念实则蕴含了对开放思维、多元共存、宽容精神、个人自由及理性的高度重视，体现了对人性尊严与生存环境的双重关怀。他坚信，通过重塑人类内心的理性光辉，提升人文生态的质量，能够间接促进自然环境的改善，实现对环境生态的积极影响。

以上引申那么多，是为了说明南翔的生态写作有意规避了这些，他在相关的创作谈中曾写道：“自然文学应该是天然的‘有人’的文学。‘天地人’的大生态，本来就是从古至今中华文明的底色……生活中处处是生态、自然景象，‘有人’——人自己的故事还要持续讲——但讲得更精彩的，一定是要带着人所必然要与之共处与之共生与之共命的万物。